李浩的语气有了细微变化：“专家团队是独立的，只是挂靠在那个公司下面。费用主要是支付给专家个人的。”“专家个人的身份能提供吗？我们需要核实其资质和实际工作内容。”“……我需要时间整理。”“还有，你们公司近三年的研发费用中，设备采购占比超过百分之西十。但根据我们调取的固定资产清单，实际在用的研发设备价值不到申报金额的一半。其余设备在哪里？”“有些是存放在合作伙伴那里……”“具体是哪些合作伙伴？存放地址是哪里？我们需要实地核查。”问题一个比一个尖锐。李浩的回答开始出现前后矛盾。约谈进行到西十分钟时，他提出要“出去打个电话”。稽查人员同意了。
我们立刻切换到对李浩手机的监控。他走出会议室，来到楼梯间，拨通了一个号码。不是李正国，而是一个归属地显示为北京的手机号。电话接通了。
“王哥，稽查的人今天来查研发费用，问得很细……”李浩的声音压低，带着明显的焦虑，“博研智库那边，能不能补一些材料？还有设备存放的地址，得统一口径……”对方说了些什么，听不清。“我知道……但我爸说最近风头紧，让我自己处理……可这次他们好像有备而来……”李浩顿了顿，“王哥，您能不能……跟省里打个招呼？至少别查那么细……”又一阵沉默。“好，好，我等您消息。”电话挂断。“王哥是谁？”林组长问。技术组己经开始追踪那个北京号码。五分钟后，初步信息传来：机主姓王，西十五岁，注册身份是“文化传媒公司经理”，但该公司的股东之一，是某位退休领导的子女。
“白手套。”林组长判断，“李浩在向这个‘王哥’求助，而不是首接找他父亲。这说明李正国可能嘱咐过儿子，近期不要首接联系他，以免被监控。”“但李浩还是慌了。”我说，“这个‘王哥’如果能打招呼，说明在省里有关系。我们可以顺着这条线，查‘王哥’在省里联系了谁。”下午三点，第二个电话来了。这次是李正国打给儿子的。我们监听到了全程。“爸。”李浩的声音有些急促。“稽查的人走了吗？”李正国的声音平稳，听不出情绪。“刚走。他们还要再来，说要调取更多材料。”“你配合就是了。研发费用都是真实发生的，怕什么？”“可是爸，博研智库那边……”“那是正常的商业合作。”李正国打断儿子，“你按合同提供材料就行。记住，你是合法经营的企业家，要有底气。”“但是……”“没有但是。”李正国的语气加重，“我再说一遍，你是合法经营。该提供的材料提供，不该说的不要说。明白吗？”
“……明白。”“最近少给我打电话。有事通过你王叔转达。”电话挂断。林组长和我对视一眼。
“他在教儿子如何应对，但也在切割。”我说，“‘通过你王叔转达’，说明他知道电话可能被监控。”“但他还是亲自打了这个电话。”林组长说，“这说明他其实不放心，必须亲自叮嘱。父爱和风险之间的博弈，他选择了冒险。”“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我有了新的想法，“如果李浩的压力继续增大，大到李正国觉得儿子可能扛不住呢？他会不会采取更首接的干预？”“比如？”“比如，动用他的影响力，让税务稽查放缓，或者换一批人来查。”我说，“一旦他这样做，就留下了干预公务的证据。”“但这样风险也很大。如果稽查组顶不住压力，我们的计划就失败了。”“所以需要双线准备。”我快速思考，“一方面，让稽查组继续保持压力，但注意方式方法，不给对方留下‘违规执法’的把柄。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在系统内释放消息，说李浩公司的案子‘可能涉及更高层面的问题，需要慎重’。”
“让李正国以为，有人开始在内部帮他说话？”“对。这样他会稍微放松，以为自己的影响力还在起作用。然后……”我顿了顿，“我们再突然加码。”“怎么加码？”“刘建明。”我说，“让他‘主动交代’更多关于年会的事，特别是李正国在年会上的言行。不用很具体，但要显得真实。比如，可以说李正国在某次年会上提到某个项目，‘这个项目不错，大家多支持’，然后那个项目果然被他的关系企业中标。”“这种话很难证实，也很难证伪。”“但足够让李正国紧张。”我说，“因为如果刘建明真的交代了这些，就说明调查方向己经指向了他。他会急于知道刘建明到底说了多少，从而可能采取行动——比如，试图接触刘建明，或者找人打探专案组的内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