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重复、琐碎，却不容有失。一个分办建议的错误，可能导致线索流转不畅或调查权限错位；一个跟踪的疏漏，可能让重要线索石沉大海。王大姐常说：“咱们这儿啊，就是个‘线索管家’，管得好，能为办案部门省时省力，指明方向；管得不好，可能就是贻误战机的‘梗阻’。”我很快进入了“管家”的角色。白天，高效处理着手头流水般的线索，从举报某乡镇干部侵占集体资金的简单线索向下分办转办工作，到反映省首某部门“一把手”涉嫌利益输送的复杂匿名信，再到巡视移交的关于某个行业系统性问题的专题报告……内容五花八门，需要快速抓住要害，准确归类。晚上，则利用业余时间，更深入地研究系统功能，尝试构建一些简单的数据分析模型，试图从这些看似孤立的线索中，发现一些不易察觉的共性或关联。
我的努力很快引起了陈主任的注意。一次室务会上，她提到：“最近大家录入的线索摘要，规范性有提高，特别是夏觉非同志，不仅摘要准确，还能对一些复杂线索的背景和可能关联提出初步看法，虽然不要求我们做深入研判，但这种主动思考值得鼓励。案管工作不是简单的‘二传手’，也要有发现问题的眼睛。”这给了我一些信心。我开始更系统地梳理进入系统的线索。我设置了一个高度加密的私人工作区（在合规范围内），将那些涉及“文化企业”、“基金会”、“离岸公司”、“土地历史遗留问题”、“退休干部亲属经商”等与我过往调查背景可能存在交集的关键词线索，进行标记和初步聚类。当然，我严格遵守纪律，绝不越权查看非权限范围内的线索详情，只针对己公开摘要信息和流转状态进行宏观分析。
几周下来，我标记了数十条线索。它们分布在不同的地区、涉及不同的领域和人员，乍看毫无关联。但当我将它们按照时间线、关联行业、涉事人员年龄背景等维度进行可视化排列时，一些模糊的“模式”开始若隐若现。例如，近三年来，涉及“文化艺术类基金会”运作不规范的举报线索有所增加，且多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几个地市，其中有三家基金会的发起人或主要捐赠人，与己查处的徐道哲“江源基金会”的早期资助对象名单有重叠。又如，关于“九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国有（集体）企业改制、土地出让过程中资产流失”的历史举报线索，虽然大多年代久远、查证困难，但仍有零星出现，且举报指向的地域，与当年“江源”水利工程辐射区存在一定的地理重合。
再比如，有几条来自不同地区、反映“退休领导干部亲属在特定行业（如环保工程、文化地产）利用影响力承揽项目”的线索，虽然涉及的具体人物不同，但操作手法描述有相似之处，都提及了“通过中间人牵线”、“看似合法招投标程序”等特征。这些“模式”非常微弱，可能只是巧合，也可能是我先入为主的联想。但它们在系统中客观存在，就像深海里不同水团温度、盐度的细微差异，暗示着下方可能存在的洋流。我谨慎地将这些观察写成了一份简单的《近期部分类型问题线索浅析》工作笔记，没有具体指向任何个人或案件，只做现象描述和趋势提示，准备在合适的时候向陈主任汇报。这属于案管室分析研判职能的范畴，既符合我的岗位职责，也可能为全局工作提供参考。
就在我沉浸于线索海洋时，父亲案子的复查复核小组那边传来了新的进展。消息是周瑾告诉我的。她因为工作关系，与工作小组有联络。“他们这个小组调取了大量当年的卷宗，包括检察院内部对你父亲调查过程的全部记录，还找到了几位己经退休、当年参与过‘江源’工程审计或对你父亲调查有印象的老同志。”周瑾在食堂午饭时低声对我说，“进展比预想的顺利，也……比预想的更令人气愤。”她顿了顿，看看西周，声音压得更低：“当年你父亲移交的那部分关于土地虚增补偿的调查材料，在检方内部流转记录不全，有迹象显示被人为抽走或隐匿了关键页。而后来用来指控你父亲‘诱供逼供’的所谓证人证言（郭志强翻供笔录），签字和询问时间存在明显逻辑矛盾，笔迹鉴定也发现了疑点，但当年的鉴定报告结论却含糊其辞。工作小组己经正式将郭志强列为重点查找对象，发起了协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