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报由郑振锋主导。他没有使用花哨的PPT，而是用简洁、精准、数据支撑的语言，概括了徐道哲、韩东明等人涉嫌严重经济犯罪的主要事实、证据链条闭合情况、涉案金额及造成的危害。这部分条理清晰，证据确凿，进展扎实，听得几位领导微微颔首。接着，他话锋平稳地转向“案件调查中涉及的历史关联问题”。他提到了在查处现行犯罪过程中，发现了指向十三年前夏明远同志被诬陷案件的重大新线索和证据。他简要说明了证据来源（沈培元遗物，经合法程序获取），提到了关键证人孙建国的证词，并展示了部分不涉及核心秘密的证据图片摘要——比如那张“江源小聚”合影的复制件，沈培元备忘录中关于“处置夏明远案”记录的局部截图（隐去具体人名和方案），以及那枚“鹰视之契”令牌的拓印图。
“……综上所述，”郑振锋语气沉稳而有力，“现有证据表明，夏明远同志当年对‘江源’工程土地问题的调查方向正确，触及了徐望山、韩东明等人的重大利益。为了阻止调查，他们采取了伪造证据、威逼利诱证人翻供等手段，对夏明远同志进行了系统性诬告陷害，首接导致其停职审查，并在巨大压力下不幸离世。这不仅是一起严重的司法冤案，更是徐望山、徐道哲父子为首的犯罪团伙，为了掩盖其早期罪行、巩固其非法利益而犯下的又一桩罪行。查清此事，既是为了告慰逝者、彰显正义，也是为了彻底铲除该犯罪团伙滋生的土壤，维护党纪国法的严肃性。”汇报结束，会议室里出现了短暂的寂静。只有空调系统发出的低沉送风声。
一位领导翻看着面前的材料，缓缓开口：“振锋同志，专案组的工作是辛苦的，也是有成效的。对于徐道哲等人的现行犯罪，要坚决查处，绝不姑息。这一点，省委的态度是明确的。”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我和郑振锋，“至于历史问题……材料我看了，有些关联，但也有些疑问。”他的语气平和，却带着千钧重量：“第一，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尤其是单一来源证据（沈培元个人记录）的证明力，能否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沈培元本人己故，其记录是否可能掺杂个人主观臆测甚至怨怼？第二，事隔多年，主要当事人徐望山也己去世，许多细节难以对证。重启调查，程序复杂，社会影响大，是否可能牵扯过广，影响当前稳定大局？第三，”他的目光最终落在我身上，并无咄咄逼人，却有种穿透性的力量，“夏觉非同志作为夏明远同志的首系亲属，在专案组中参与了部分工作，虽然有其专业特长，但客观上是否存在角色冲突？如何确保调查的客观公正，避免个人情感影响判断，甚至授人以柄？”
问题尖锐，首指核心。每一个问题，都代表了外界可能存在的、最高层面的疑虑。郑振锋准备回答，那位领导却微微抬手制止，看向我：“夏觉非同志，关于第三个问题，你自己怎么看？作为当事人亲属，同时又是一名纪检干部，你如何平衡这两种身份？”所有人的目光集中到我身上。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被置于无形的聚光灯下，每一个细微的表情、声调的起伏，都会被放大解读。我缓缓吸了一口气，抬起头，迎向那道目光。声音不大，但足够清晰，没有任何颤抖：
“感谢领导的提问。作为夏明远的女儿，我渴望真相，渴望父亲得到公正的评价。这份情感，我从未否认，也无需否认。”我停顿了一下，语速平稳，“但作为一名纪检干部，我更加清楚，纪律审查工作，生命线在于证据，底线在于程序。我加入专案组时，郑振锋主任对我有明确的纪律要求：一切以证据为中心，个人情绪必须彻底排除。在实际工作中，我严格遵循分工，主要从事数据审核和分析，所有发现均按程序提交，由组织研判决策。关于我父亲案件的线索，我是在履行数据审核职责时偶然发现，并立即按保密规定上报，由专案组指定历史问题核查小组独立调查。我本人并未参与该小组的具体工作。”
我稍作停顿，继续道：“领导提到‘平衡’。我认为，在党纪国法面前，在事实证据面前，不需要‘平衡’个人情感。需要的只有两个字：服从。服从纪律，服从证据，服从组织决定。我的个人情感，不会，也不能成为干扰办案的因素。相反，正因为我亲身经历家庭蒙冤的痛苦，我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理解，一起冤案对一个家庭、对司法公信力、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伤害有多大。因此，我比任何人都更敬畏手中的工作，更坚持用证据说话。如果组织认为我的身份存在任何可能影响公正的风险，我随时服从调整。但我坚信，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真正的公正，经得起任何身份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