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没有不行诛杀，就能天下大治的。所以舜流放了共工、驩兜、三苗、鲧，孔子诛杀了少正卯，然后圣人教化才得以推行。如今以陛下之明智，诚应深思天地之心，以周成王、尧帝为榜样，以鲁定公、秦始皇为教训，考察祥瑞应验之福，灾异警戒之祸，以应对当世之变，远斥佞邪之党，摧毁阴谋集团，堵塞群小幸进之门，广开贤德正直之士进身之路，不再狐疑而能决断，不再犹豫而能分别善恶，让是非分明，则灾异消失而祥瑞并至，这是太平之基，万世之利!”
石显看到了刘更生的奏书，与许氏、史氏一起，更加怨恨刘更生。
这年气候反常，夏季寒冷，太阳呈现出青色，没有光芒，石显及许氏、史氏都说是因为周堪、张猛当权引起的天变。皇上内心看重周堪，但是又为众口一词的诋毁所患，不知道该信谁的。当时长安令杨兴因为有才干受到赏识，而且常常称誉周堪。皇上想得到杨兴的支持，就问他：“朝臣们断然不接受光禄勋，这是为什么呢？”杨兴是一个倾危巧佞之人，听了皇上这话，认为皇上怀疑周堪，就顺着皇上的话说：“周堪不仅不能做朝廷大臣，就是主政一州、一里，也不行!臣见众人听说周堪与刘更生等阴谋离间皇上骨肉亲人，都认为应该诛杀他，臣之前才上书说周堪不可诛伤，并不是不赞成他们，只是为国家培养恩德。”皇上说：“这有什么罪名诛杀呢？如今应该怎么办呢？”杨兴说：“臣愚以为可以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不再给他实权和事务。这样，明主不失师傅之恩，这是上策。”皇上由此对周堪、张猛开始怀疑。
司隶校尉（监督京师和京城周边地方的秘密监察官）、琅玡人诸葛丰，开始时以刚直和特立独行著名于朝，多次冒犯皇亲贵戚，当权派都说他坏话。后来，因为被控在春夏二季逮捕人犯（春夏二季是万物生长之时，对囚犯特别优待，能释放的就释放，关押的不加刑具，停止审讯，重囚也能改善伙食，因为春夏时节如果抓捕人犯，是违背天时），贬为城门校尉。诸葛丰于是就上书控告周堪、张猛。皇上不喜欢诸葛丰的作为，下诏说：“城门校尉诸葛丰，在光禄勋周堪、光禄大夫张猛在朝之时，多次称言堪、猛之美。诸葛丰之前为司隶校尉，不顺四时，修法度，专做苛刻暴虐之事，以获取虚荣和威势，朕不忍将他逮捕治罪，贬为城门校尉。而他不自己反省，反而怨恨周堪、张猛，并举报他们，用没有证据的虚辞，告无法验明的罪状，不顾自己之前的立场和看法，实在是没有信义!我可怜诸葛丰年老，不忍加刑，将他免为庶人!”又说：“诸葛丰说周堪、张猛没有忠贞信义，朕也怜悯他们，不治他们的罪，又惋惜他们的才干，未能报效国家，将周堪调任河东太守，张猛为槐里县令。”
诸葛丰对周堪、张猛，之前是赞誉，之后又诋毁，他的心志，不是为朝廷进贤除奸，而是为了投靠结党，自己往上爬而已，他也是郑朋、杨兴之流的人物，他有什么刚直呢？做人君者，应该明察美恶，辨别是非，赏以劝善，罚以惩奸，这才是治国之道。如果诸葛丰说得对，那就不应该贬黜诸葛丰。如果诸葛丰是诬罔，那周堪、张猛怎么又被贬呢？如今双方都受到责罚，那是非区别到底在哪里呢？
10待诏贾捐之与杨兴关系好，贾捐之经常说石显的不是，所以得不到实权的官职，也很少有机会觐见皇上。等到杨兴因为才干受到赏识，贾捐之对杨兴说：“京兆尹官职出缺，假如我有机会觐见皇上，一定能帮你争取到。”杨兴说：“您妙笔生花，言语精妙，假如您能做尚书令，不知道胜过现在的尚书令五鹿充宗多少倍!”贾捐之说：“假如我能取代五鹿充宗，您做京兆尹，京兆尹是郡国之首，尚书是百官之本，那真是天下大治，士人们也不会被隔绝疏远了。”贾捐之又批评石显。杨兴说：“石显如今显贵，皇上信任他，如今您想往上走，一定听我的，向他靠拢，合他的心意，就能升官了。”于是贾捐之与杨兴联名上奏，称誉石显，建议赐爵关内侯，并举荐石显的兄弟们为各部官员。又联名上奏举荐杨兴，认为可以任命为京兆尹。石显听说后，识破了二人的计谋，向皇上报告。于是将贾捐之、杨兴下狱，令石显负责审理。石显上奏说：“杨兴、贾捐之心怀诈伪，互相举荐，谋求高位，欺君罔上，为‘不道’之罪。”（不道，是刑法罪名，范围比较广，凡是违反当时的伦理道德要求的悖逆行为，都可以称为“不道”或“无道”。）
贾捐之被斩首弃市；杨兴被剃光头发，罚做苦役犯。
【司马光曰】
君子以正攻邪，尚且不能攻克。贾捐之以邪攻邪，能免于灾祸吗？
【华杉讲透】
干坏事，做坏人，也是一种“专业”，没有经过“专业训练”，请勿模仿。贾捐之不尊重坏人坏事的“专业”，以为自己也能干，最终送了性命。
贾捐之是贾谊的曾孙，名门之后，从之前的《弃珠厓议》奏书中，也可以看到他的思想格局和政治才华，有先祖之风。但是，政治有治国理政的政治和权力斗争的政治之分，贾捐之是治国理政的政治家，却是权力斗争的菜鸟，居然以为自己能骗过权斗大师石显，结果被轻易识破，落得斩首弃市的悲惨下场。怪谁？
《中庸》说：“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君子安心地处在平易的地位，等候天命的到来，小人却是冒险去妄求非分的利益。）贾捐之就是行险以侥幸了。
11改封清河王刘竟为中山王。
12匈奴呼韩邪单于民众越来越多，塞下禽兽射猎已尽，单于力量足以自卫，也不怕郅支单于了，于是他的大臣们就劝他北归。过了一段时间，单于终于北归王庭，匈奴民众渐渐都来归附他。匈奴的国势终于安定下来。
永光二年（己卯，公元前42年）
1春，二月，赦天下。
2二月初五，御史大夫韦玄成被任命为丞相，右扶风郑弘为御史大夫。
3三月初一，日食。
4夏，六月，赦天下。
5皇上问给事中匡衡地震日食之变的缘故，匡衡上书说：
“陛下躬行圣德，开太平之路，怜悯愚昧的吏民违法犯罪，年年给他们大赦，希望他们能改过自新，天下幸甚!但是，臣见大赦之后，奸邪并没有减少，更没有停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随入狱，这是教导未得其法的缘故。如今天下的风俗，喜好声色，崇尚侈靡，对没有利害关系的亲戚非常淡薄，却竞相利用婚姻结合去图利，苟合侥幸，不惜以身试法，舍身取利，本性不改。就算每年赦免他们，也不能避免使用刑法。臣愚以为，应该大刀阔斧地改变社会风气。
“朝廷之于国家，就像是建筑用的模板，朝廷上大臣们有不平和的言论，下面的官员百姓就有争斗之患；上有自用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能相让之民；上面互相争胜，则下面互相伤害；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民，这就是根本。要治理天下，主要就是治理上层社会。要教化天下，不能到每家每户去劝说每一个人。如果贤者在位，能者布职，朝廷崇礼，百官敬让，道德之行，由内而外，由近及远，然后百姓才知道他们该效法谁，效法什么，一天天向善，一天天进步，自己都感觉不到。
“《诗经》说：‘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商朝京师的礼仪风俗，翼翼然可以仿效，乃是四方之中正。）如今，长安是天子之都，亲承教化，但是，长安的社会风气，却和远方没什么差异，郡国来的人，没有什么值得学习效法的，或者看到京师的侈靡，就跟着侈靡了。所以，京师就是教化之原本，风俗之枢机，是应该先正风俗的地方。
“臣听说，天人之际，精气互相激**，善恶互相响应，人间有什么事情，天象就有显示。阴有变化，就会发生地震；阳有遮蔽，就会发生日食，水灾旱灾也随之而至。陛下敬畏天威，哀悯百姓，就应该节省浪费，考正制度，接近忠正，疏远巧佞，以崇尚至仁，匡正风俗，则道德弘扬于京师，善名播扬于疆外，然后大化可成，礼让可兴也。”
【荀悦曰】
大赦，是权宜之计，不是常典。汉朝初兴时，在秦朝战乱之后，大愚之世，几乎人人都有罪，家家可抓起来判刑，所以才约法三章，颁布大赦令，**涤秽流，全社会重新开始，这是当时的时势使然。后世承继先祖功业，相沿成习，大赦成了惯例，这就不合时宜了。比如孝惠帝、孝文帝的时期，就没有什么大赦。到了孝景帝的时候，七国之乱，异心并起，奸恶狡诈，不一而足；再到武帝末年，赋税繁重，群盗并起，再加之以太子之乱，巫蛊之祸，天下纷然，百姓生活困难，无所依赖；或者后来光武帝之际，又是拨乱反正之后，这种情况，又可以大赦了。
【华杉讲透】
匡衡所论，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但是，他只讲了后一半，没讲前一半。后一半就是治国平天下，京师治理好了，天下都平了。但是，修身齐家呢？皇上自己呢？他没有涉及。是啊，上有殊死争斗的大臣，则下有互相伤害的社会；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民。世风民俗，就是上行下效。所以，要贤者在位，能者布职，朝廷崇礼，百官敬让，这当然是皇上希望的了。那么，对皇上的要求是什么呢？要节省浪费，考正制度，近忠正，远巧佞。这皇上也接受啊!但是，皇上的问题，正是分不清忠正和巧佞。所以，都是空谈。
6秋，七月，陇西羌族彡姐部落的旁支反叛，皇上下诏请丞相韦玄成等人商议应对。这时候，农作物年年歉收，朝廷正引以为忧，又遭遇羌变，韦玄成等漠然不知所措，都不发表意见。右将军冯奉世说：“羌虏近在境内，竟然背叛，如果不即时诛灭，无以威制远方蛮夷，臣愿率军讨伐!”皇上问他要多少兵。冯奉世说：“臣听说善用兵者，役不再兴，粮不三载（出自《孙子兵法》，原文是‘役不再籍’，就是一次征兵就解决问题，不要仗打了一半，人打没了，又回国征兵。‘粮不三载’，这要求更高了。不三载，就是两载。去的时候带一次粮食，回来的时候再送一次粮食给军队路上吃），所以，用兵时间不长，速战速决。以前平叛，没有认真计算评估敌人的实力，我军投入兵力不够，以至于遭到挫败，又再三增调部队，所以旷日持久，军费浩大，国威受损。如今叛军有三万人，按兵法，我们应该用两倍兵力去讨伐，那就是六万人，再评估一下，羌虏只有弓箭长矛，兵器落后，可用四万人，一个月就足以解决他们。”
丞相韦玄成、御史大夫郑弘、车骑将军王接、左将军许嘉都认为：“百姓正在秋收农忙时节，不宜多加征发，发一万人前往屯守，就足够了。”
冯奉世说：“不可!如今天下饥馑，战士战马都羸弱损耗，攻守的装备、工事也废弛很久，不够精良，夷狄皆有轻视我边吏之心，而羌族首先发难。如果派一万人去屯驻各处，羌虏见我们兵少，必不畏惧。我们要战吧，一定挫败丧师；要守呢，兵力还不足以保护人民；就会形成我方怯弱的形势。那羌虏乘胜得利，各个种族相互煽动，一起起兵，到那时候，我担心就不是四万兵所能解决的了，花再多钱也解决不了。所以，发兵少了，就一定旷日持久，派兵多，则一举迅速解决。两相比较，利害相差万倍!”
【华杉讲透】
这个决策过程，很有意思。要警惕那种“只有决策理由，没有决策依据”的决策。
冯奉世的意见，依据是《孙子兵法》和以前的军事经验。兵法是以多胜少之法，不是以少胜多之法，《孙子兵法》说：“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十倍兵力才能打包围战，五倍兵力才能进攻，两倍兵力，可以把敌人切成几段，分而治之；兵力相当，遭遇战咱们也能不吃亏。但是，如果兵力不如敌军，就要赶紧跑!兵力差距大，更要躲得远远的。记得前面讲王翦灭楚吗？他找秦始皇要六十万兵，秦始皇嫌太多，不给。李信说他只要二十万，秦始皇就派了李信去。结果李信大败而回，秦始皇还是重新派王翦，带了六十万兵去灭了楚国。冯奉世要四万兵，前后分析很清楚，已经是最低标准的要求。
丞相韦玄成、御史大夫郑弘、车骑将军王接、左将军许嘉，他们说一万人就够了，有决策依据吗？没有任何依据!但是他们有理由——百姓秋收农忙时节，不宜多征发，发一万人屯驻，就够了——理由很清楚，农忙秋收，不想多发，但是，这跟兵力够不够有什么关系呢？没有任何关系，这话完全没逻辑，但是四位大臣一直没逻辑，皇上也支持没逻辑，唯一一个有逻辑的据理力争，还是争不过。
这种决策过程很典型，我们经常遇到，就是根据自己的“实际困难”决策，而不根据解决问题的实际需要决策。这是一种掩耳盗铃的人性弱点，人人都很容易这样，所以要仔细体会。
两方争执，最后皇上决策，增加两千人。两千人有依据吗？任何依据都没有，也是随意定一个数，也是掩耳盗铃。
投入越大，风险越小，成本越低，因为成本主要在于一战而定，在于不拖时间，在于不反复，不要指望“四两拨千斤”，四两拨不动千斤；不要指望“花小钱办大事”，小钱办不了大事，无非是增大风险，拖长时间，花更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