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书的那人是侦察队的政治指导员吗？”政委问。
“不是，政治指导员是克拉麦尔。”
普兹列夫斯基催马来到战士们跟前。
“同志们，你们好!”他大声喊道。
所有的人都转过头来。团长从马背上一跃而下，走到坐着的战士们跟前。
“烤火吗？朋友们。”他笑嘻嘻地问。他那张刚毅的脸和那双有点像蒙古人似的小眼睛此刻不再显得那么严肃了。
大家热烈地欢迎他，就像欢迎一位好朋友、好同志。政委还骑在马上，他要到别处去。
普兹列夫斯基把带套的毛瑟枪往背后一推，蹲在保尔坐的马鞍旁边，向大家提议道：
“大伙儿抽口烟好不好？我弄到了一些上等烟叶。”
他卷起一支烟卷儿点着，转脸对政委说：
“多洛宁，你先走吧，我留在这儿。如果司令部有什么事，来叫我一下。”
多洛宁走了，普兹列夫斯基对保尔说：
“继续念吧，我也听听。”
保尔念完了最后几页，把书放在膝盖上，沉思地盯着火焰。
有好几分钟谁也没说一句话。所有的人都被牛虻的死感动了。
普兹列夫斯基抽着烟，等大伙儿开**流思想。
“这个故事真悲壮，”谢列达打破了周围的沉默，“可见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人。本来这是一个人无法忍受的，但是当他为理想而奋斗的时候，他真的就能忍受了。”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显得分外激动，这故事给他的印象太强烈了。
安德留沙·福米乔夫原是白教堂城一个鞋匠的助手，他气呼呼地高喊：
“这个硬把十字架往牛虻嘴里送的该死的神父，要是让我碰到，我非立刻结果他性命不可。”
安得罗休克用一根小木棍把一个饭盒往火中间推了推，坚信不疑地说：
“一个人如果知道为什么而死，情况就大不相同。这样的人会有一股力量。要是你感到真理是在你这一边，就会死得从容不迫。英雄的行为就是这样产生的。我认识一个小伙子，他名叫坡莱卡。事情是这样的：当他在敖德萨被白匪包围的时候，他一冒火，就独自一人向整整一个排的匪兵直扑过去。没等白军的刺刀碰到他，他就拉响了手榴弹。手榴弹在他脚底下爆炸了。他自己固然被炸得粉身碎骨，可他周围的白军也成堆地陪着他倒下了。从外表看，这个人一点儿也不出众，也没有人把他的事写成书，但这是值得写一写的。在我们的伙伴当中，了不起的人可多着呢。”
他用汤匙在饭盒里搅动几下，舀了一点茶水，用嘴尝了尝，又接着说：
“可也有人死得像条癞皮狗。死得不明不白，很不光彩。我们在伊贾斯拉夫尔打仗的时候，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伊贾斯拉夫尔是一座位于戈伦河畔的古城，早在基辅大公统治时期就建立了。那儿有座波兰天主教堂，像座堡垒，很难攻破。那天我们朝那边冲去。大家列成散兵线，顺着小胡同往前摸。我们的右翼是拉脱维亚人。我们跑到大路上，一眼就看见三匹马拴在一家院子的围墙上，全都备着鞍子。
“好哇，我们想，明摆着的事，这回准能当场抓住几个波兰俘虏。于是我们十来个人冲进了院子。跑在最前面的是手持毛瑟枪的拉脱维亚连长。
“我们冲到房子跟前，一看门敞开着，就闯了进去。原以为里面一定是波兰兵，哪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屋里是我们自己的三个侦察兵，他们比我们早来了一步，正在干着丢人的事。事实就摆在面前：他们正在欺负一个妇女。这儿是一个波兰军官的家。他们已经把那个军官的老婆按倒在地。拉脱维亚连长一见这情景，马上用拉脱维亚语大喝了一声，立刻有人上前把这三个家伙揪住，拖到了院子里。在场的只有两个俄罗斯人，其余的全是拉脱维亚人。连长姓布列季斯。虽然我听不懂他们的话，但看得出来，他们是要把那三个家伙毙掉。那些拉脱维亚人全是铁骨铮铮的硬汉子，性格刚强。他们把那三个家伙拖到石头马厩跟前。我想，这下完了，肯定会把他们崩掉!三个人当中有一个身材粗壮的小伙子，长相极其丑陋，他拳打脚踢，拼命挣扎着不让绑，还破口大骂，说怎么能为了一个臭娘们就枪毙他。另外两个家伙则不停地求饶。
“我看到这情景，浑身发凉，赶紧跑到布列季斯跟前，对他说：‘连长同志，把他们送军事法庭算了，何必让他们的血弄脏你的手呢？城里的战斗还没有结束，哪有工夫跟这帮家伙算账。’他立马朝我转过身来，我当时就后悔不该多嘴了。他的两只眼睛简直像老虎那样凶狠，毛瑟枪对着我的鼻子。说实话，我打了七年仗，这回却真有点害怕了。看来他会不容分说地把我打死。他用俄语向我喊，我勉勉强强听懂了意思：‘军旗是用烈士的鲜血染红的，而这帮家伙却给全军丢脸。干土匪勾当的就得枪毙。’
“我不忍心再看下去，赶紧跑了出去。背后传来了枪声。我知道，那三个家伙完蛋了。等我们再向前冲的时候，城市已经到了我们的手中。事情就是这样。那三个人死得像条瘟狗。他们是在梅利托波利附近加入我们侦察分队的，原先在马赫诺匪帮干过，都是些败类。”
安德罗休克把饭盒放到脚边，然后打开装面包的背囊，接着说：
“咱们队伍里是混进了这样一些败类，你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看透。从表面上看，他们似乎也在干革命，可实际上是些害群之马。当时看到这种事，心里真是很难受，直到现在都忘不了。”他说完后，开始喝起茶来。
骑兵侦察员们睡觉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谢列达的呼噜打得好响。普兹列夫斯基头枕着马鞍，也睡着了。只有政治指导员克拉麦尔还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
第二天，保尔侦察回来，把马拴在树上，用手招呼刚刚喝完茶的克拉麦尔到他的身边，对他说：
“指导员，你听我说，我想换个地方，转到骑兵第一军去，你看怎么样？他们肯定就要大干一场。我看他们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决不会是闹着玩的。而我们呢，好像要永远待在这儿似的。”
克拉麦尔惊异地看了看他，然后说：
“什么叫换个地方？你把红军看成什么了——是电影院吗？这像什么话？要是我们大伙儿都自作主张，从一个部队跑到另一个部队，那可就热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