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赫来显然在考虑怎么办。过了好一会儿，托卡列夫听到朱赫来说：
“面包我们连夜送去。我派小利特克开车来，他认识路。天亮之前一定送到。”
果然，天刚亮，一辆沾满泥浆的汽车开到了车站，车上装着一袋袋面包。小利特克满脸倦容地从汽车里爬下来，因为一夜没合眼而脸色苍白。
为完成筑路工程而进行的斗争越来越尖锐了。铁路管理局送来通知，说枕木用完了。城里也找不到把铁轨和小火车头运到工地上来的车辆，而且发现那些小火车头还需要进行大修。第一批筑路工人的工作时间眼看就要到期，可接班的人员还没有着落。让这些已经精疲力竭的人留下来再干是不可能的。
在一间旧板棚里，积极分子们围着一盏煤油灯一直商量到深夜。
第二天早上，托卡列夫、杜巴瓦、克拉维切克动身到城里去了。他们带了六个人去修理车头和运送铁轨。克拉维切克因为是面包工人出身，被派到供应部门去做监督员，其余的人前往普夏—沃季察。
雨还在不停地下着。
保尔费了好大劲才把他的一只脚从黏糊糊的泥里拔出来。他觉得脚底下刺骨的冷，这才明白，他那只破靴底已经整个掉下来了。自从来到这里的第一天起，他就吃够了这双烂皮靴的苦头。靴子总是湿漉漉的，一直往里灌泥浆。现在倒好，一只靴底完全掉了，他只得赤脚踩在冰冷刺骨的泥浆里，这就让他干不成活了。他从泥里捡起破靴底，失望地看着它，忍不住违反了不再骂人的誓言。他拎着破靴子跑到厨房里，坐在行军灶旁边，解开沾满泥浆的包脚布，把那只冻得发麻的脚伸到炉子旁边。
养路工的妻子奥达尔卡在这儿给厨师打下手。她正在案板上忙着切甜菜。造物主对这个一点也不老的妇女可真是特别照顾，她的肩膀像男人一样宽，胸脯高高隆起，大腿又粗又壮。她的刀功也挺不错，不一会儿切好的甜菜便在案板上堆成了一座小山。
她轻蔑地瞥了保尔一眼，挖苦道：
“怎么？等饭吃了？还早了点吧？小伙子，谁都可以看出你是偷懒溜过来的。你把脚丫子伸到哪里去了？这儿是厨房，不是澡堂子!”她教训着柯察金。
一个上了年纪的厨师走了进来。
“我的一只靴子完全烂掉了。”保尔解释了他到厨房来的原因。
厨师看了看那只破得不成样子的靴子，对奥达尔卡点点头，然后对保尔说：
“她的丈夫是半个鞋匠，他会帮你缝起来的。没有靴子穿，弄得不好，会丢命的。”
奥达尔卡听到这话，再仔细看一看保尔，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我还把您当成一条懒虫啦。”她抱歉地说。
保尔宽容地笑了笑。她用内行的神气看了看他那只靴子，接着说：
“我丈夫才不会补它呢——根本不能补了。为了不冻坏你的脚，我给你拿一只旧套鞋吧。像那样的旧套鞋，我家阁楼上有一只。哎，遭这样的罪，有谁见过呀!明后天就要上冻，再这样，你可就完了。”奥达尔卡现在已经非常同情他。她放下菜刀走了出去。
不一会儿，她拿着一只长筒套鞋和一块亚麻布回来了。保尔用布包好脚，烤得热烘烘的，穿上暖和的套鞋。他默默地用感激的目光看了看养路工的妻子。
托卡列夫气冲冲地从城里回来了，他把积极分子召集到霍利亚瓦的房间里，向他们讲了那些令人不愉快的消息。
“到处都在怠工。无论你到哪里，都可以看到轮子在原地打转。看来，对那些兴风作浪的反动家伙，咱们抓得还是太少，所以总是碰上这种人。同志们，我跟你们直说吧，情况糟糕透顶。第二批人还没召集起来，能派多少人来也还不知道。但是眼看就要上冻了。咱们豁出命来也要抢在上冻之前把路铺过那个泥塘，要不，地冻了之后，你就是用牙啃也啃不动。同志们，情况就是这样。那些在城里捣鬼的家伙，自然会有人收拾他们。咱们这里必须加油干、加速干。只要还有一口气，也要把这条支线修成。要不，咱们还叫什么布尔什维克呢？那不成了草包了。”托卡列夫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铿锵有力，全没了平常那种沙哑的低音。紧皱着的眉毛下面两只眼睛炯炯有神，透露出他的坚毅和顽强。
“今天咱们召开一次全体党团员大会，把目前的情况向同志们讲清楚，明天大家照常上工。非党、非团人员明天早晨就可以回去，党团员都留下，这是团省委的决议。”说着他把一张叠成四折的纸递给了潘克拉托夫。
保尔从这个码头工人的肩膀上看过去，只见决议上写着：
团省委认为，全体共青团员应当继续留在工地，等第一批木材运出之后再换班。
共产主义青年团省委书记
丽达·乌斯季诺维奇（签字）
狭小的厨房里挤得水泄不通。一百二十个人全挤在里头。他们有的靠墙站着，有的爬上桌子，有的甚至站到了灶头上。
潘克拉托夫宣布开会。托卡列夫的话不多，但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却让所有人心里凉了半截。
“明天所有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不能回城。”
老头子的手在空中挥了一下，强调这个决定是不可更改的。这个手势完全抹灭了大家摆脱污泥、回城同家人团聚的希望。一时间喊叫声四起，什么也听不清楚。人们晃动着，暗淡的灯光也随之摇曳不定。由于昏暗，看不清大家脸上的表情。吵闹声越来越大。一些人表示渴望“家庭的舒适”，另一些人气愤地大喊“太累了”，更多的人则沉默不语。只有一个人声明他决心离队。从角落里传出他那愤怒的谩骂声：
“真他妈的见鬼!这儿我一天也待不下去了。罚人做苦工，也得是犯了罪呀。可我们犯了什么罪？逼着我们在这儿干了两个星期，该够了吧。再没有人愿意做傻瓜了。谁做的决议，就让谁自己来干好了。谁愿意在泥坑里打滚，就让他打滚去吧。我可只有一条命。我明天就走。”
这个大喊大叫的人就站在奥库涅夫背后。奥库涅夫划着一根火柴，想看看这个要开小差的人是谁。火柴点燃的一瞬间，照亮了一张气得变形的脸和张开的大嘴。奥库涅夫认出他是省粮食委员会会计的儿子。
“你照什么照!我不怕，我又不是贼。”
火柴灭了。潘克拉托夫站起来，挺直了身子。
“谁在这儿胡说八道？谁说党交给的任务是做苦工？”他声音低沉地说，目光严厉地扫视着站在周围的人群，“同志们，咱们说什么也不能逃回城里去。咱们的岗位就在这儿。要是咱们从这儿逃走，许多人就会冻死。同志们，咱们早点干完，就可以早点回家。但是当逃兵溜走，像刚才这个可怜虫想的那样，是咱们的思想和咱们的纪律所不容许的。”
这个码头工人不喜欢发表长篇大论，但是就这么简短的几句话，也被那个人的声音打断了：
“那么，非党的可以走吗？”
“可以。”潘克拉托夫斩钉截铁地回答。
一个穿城里流行的短大衣的年轻人，挤到桌子跟前。他扔出一张小卡片，那卡片像蝙蝠似的从桌子上方翻下来，撞到潘克拉托夫的胸口，弹回来，落在桌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