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饶有兴趣地听着营长讲这些情况。边防线上的生活很像从不间断的侦察工作。
“加夫里洛夫同志，您说说，边防工作仅限于抓走私吗？”
营长脸色阴沉地回答：“你这可问到点子上了!”
别列兹多夫是一座小镇。这个偏僻的角落以前曾经被划为犹太人居住区。二三百座小破房子乱七八糟地挤在一起。有一个挺大的集市广场，中心地带开了二十来家小店铺。广场上到处是污泥和马粪。小镇周围是农民的住宅。在犹太人居住区中央，有一座古老的犹太教堂，坐落在通往屠宰场的路旁。这座建筑物年久失修，已呈现出一片破败凄凉的景象。每到礼拜六，虽然还不至于冷落到门可罗雀的地步，但是光景已今非昔比。教堂里祭司的生活也完全不是他所希望的样子。看起来1917年发生的事情确实非常糟糕，因为即使在这穷乡僻壤，青年人对祭司也缺乏起码的尊敬了。不错，那些老年人还没有“破戒”，然而有那么多小孩在吃亵渎神明的猪肉香肠!呸，连想一想都叫人恶心!一头猪正起劲地拱着粪堆找吃的，气得祭司博鲁赫怒从心头起，走上去踢了它一脚。还有，别列兹多夫成了区中心，这也让祭司不痛快。鬼知道从哪儿跑来这么多共产党员，他们一天一个新花样，折腾个没完。昨天他看见神父家的大门上又挂出了一块新牌子：“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别列兹多夫区委员会”。
挂上这块牌子，绝不会是什么好兆头。祭司边走边思忖，不知不觉走到了教堂门口，意外地发现教堂门上竟贴出了一张小小的布告，上面写着：
今天在俱乐部召开劳动青年群众大会。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利西岑和区团委代理书记柯察金同志将在会上作报告。会后由九年制学校的学生演出歌舞。
祭司发疯似的把布告从门上撕下来。
“这不，真的干起来啦!”
神父家的大花园从两边围绕着镇上的正教小教堂，花园里有一座宽敞的旧式房子。空****的房间里散发出阵阵霉味，显得了无生气。从前神父和他的妻子就住在这里，他们像这房子一样老朽而且空虚无聊，彼此早已嫌恶对方。新主人一搬进来，空虚寂寞的气氛就一扫而光。那间大客厅，过去虔诚的主人只有遇到宗教节日才在那里接待客人，现在却天天挤满了人。神父的宅院如今成了别列兹多夫党委会的办公地。从正门进去往右拐，有个小房间，门上用粉笔写着：共青团区委会。保尔每天就在这里度过一部分时间。他身兼两职，既担任第二军训营政委，又兼任新成立的共青团区委会的代理书记。
自从他们在安娜那里举行那场亲切的晚会以来，已经八个月过去了。但回想起来好像只是不久以前的事。保尔把一大堆文件推到旁边，靠在椅背上，陷入了沉思。
房间里静悄悄的。夜深了，党委会的人全走了。最后留下的区党委书记特罗菲莫夫刚刚也走了。现在这幢房子里只剩下保尔一个人。窗户上布满了奇异的霜花。桌上放着一盏煤油灯，火炉烧得很旺。保尔回想起不久前发生的事情。那是在8月份，铁路工厂团委派他作为团组织的负责人，乘上抢修列车，赶往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他们这一百五十人组成的抢修队，从一个车站到另一个车站，整顿战争所造成的混乱局面，清理残破不堪的车厢，一直忙到深秋。他们还曾经过西涅利尼科沃到波洛吉的那段路线。这里在前沙皇时代是马赫诺匪帮盘踞的地方，到处可见毁坏和劫掠的痕迹。在古利亚伊波列地区，他们曾花了一星期时间去修复石头筑成的水塔，用铁皮修补好被炸药炸坏的水箱。保尔本身是个电工，他不懂钳工技术，也没干过这种活，但他手拿扳手，拧紧了几千个螺丝帽。
直到秋末，列车才把他们送回工厂。各车间都欢迎这一百五十名工人归来。
在安娜那里，又经常可以看到保尔了。他额上的那条皱纹舒展开了，也常常可以听见他那富有感染力的大笑声。
满身油污的弟兄们又可以在小组会上听他讲往日的战斗故事。他讲衣衫褴褛、受尽奴役而又敢于造反的俄罗斯农民怎样试图推翻沙皇的宝座，讲斯捷潘·拉辛[7]和普加乔夫[8]起义的故事。
一天晚上，当许多年轻人聚集在安娜那儿的时候，保尔出人意料地戒掉了一种多年养成的不良嗜好。他几乎从小就抽烟，那天却毅然决然地宣布：“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抽烟了。”
这件事发生得很突然。当时有人提出看法，说习惯比人的意志厉害，并举出抽烟这个例子。接着大家争论个不停。保尔始终没有参加争辩，但是塔莉亚点名要他发表意见。于是他直率地说：
“当然是人支配习惯，而不是习惯支配人。难道我们还能得出别的结论吗？”
茨维塔耶夫在角落里喊了起来：
“说得比唱得还好听。保尔就喜欢来这一套。要是当场戳穿他的把戏，结果会怎样呢？问他自己抽烟吗？抽的。他知不知道抽烟没有好处？知道的。那就戒了呗——可惜戒不掉。不久前他还在小组会上‘传播文明’呢。”说到这里，茨维塔耶夫改用嘲讽的口吻冷冷地问道：“让他回答我们，他那骂人的习惯有没有改掉？凡是认识保尔的人都会说：骂是骂得少了，可是一骂起来就很凶。传教容易，做圣徒难哪!”
一阵沉默。茨维塔耶夫的尖刻腔调，大家听了都觉得不舒服。保尔没有立即答复。他慢慢地从嘴上拿下烟卷，揉成一团，然后轻轻地说：
“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抽烟了。”
过了片刻，他又补充说：
“我这样决定，是为了自己，多多少少也是为了茨维塔耶夫同志。要是一个人不能改掉坏习惯，那他就一钱不值。我还有个骂人的恶习。同志们，我还没有彻底摆脱这个可耻的习惯。不过，就连茨维塔耶夫同志也承认，不常听到我骂人了。脏话是容易脱口而出的，比不得抽烟，所以我这会儿还不敢夸口立刻和这种恶习一刀两断。但是骂人的习惯我总归是要彻底改掉的。”
入冬以前，很多顺着河水放下来的木排堵住了河道。秋水泛滥，这些木排被冲散了，顺着水流往下游漂去，眼看大批木料要损失了。索洛缅卡又派出本区的共青团员去打捞这些珍贵的木头。
保尔·柯察金不愿意落在同志们后面，虽然正患着重感冒，也瞒过大家，照样参加劳动。但是一个星期以后，当码头两岸木头已经堆积如山的时候，他却发高烧了，冰冷的河水和秋季的潮湿唤醒了沉睡在他血液中的敌人。他得了急性风湿病，住院两个星期；出院以后，他也只能“趴”在工作台上勉强干活。工长见了直摇头。过了几天，一个毫无偏见的委员会确认他已经丧失劳动能力，让他退职，并且给他领取抚恤金的权利，但是他愤怒地拒绝了。
保尔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心爱的工厂。他拄着拐杖，忍着剧痛，慢慢地挪动脚步。母亲曾几次来信，要他回去看她。此刻他想起了亲爱的老太太，想起了她在临别时所说的话：“只有在你们生病或受伤的时候，我才有机会看到你们。”
在省委会里，他领到两份卷在一起的党团组织关系证明。为了不引起更大的伤感，他几乎没有同任何人告别，就乘车到他母亲那里去了。接连两个星期，老人家不断地用药熏和按摩医治他那两条肿胀的大腿。才过了一个月，他已经可以丢开拐杖走路了。胸中**漾着喜悦，黄昏又变成了黎明。列车把他送到省城。三天后，组织部开了一份介绍信，派他到省军事委员会去，担任地方武装的政治工作。
又过了一个星期，他来到这个冰天雪地的小镇，担任第二军训营的政委。共青团区委会又交给他一项任务，要求他把分散在新区各地的团员召集起来，建立一个团组织。瞧，生活变化得多快啊。
外面赤日炎炎。一根樱桃树枝在敞开的窗户外窥视着执委会主席的办公室。执委会对面是一座哥特式的波兰天主教教堂，太阳把钟楼上的镀金十字架照得熠熠生辉。窗前小花园里，执委会看门人的妻子饲养的一群小鹅正在活泼地寻觅食物，它们像周围的小草一样绿莹莹、毛茸茸，惹人喜爱。
执委会主席读完了刚收到的紧急电报。他的脸上掠过一道阴影。他把骨节粗大的手指插进蓬松的鬈发里，好久没有动弹。
别列兹多夫执委会主席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利西岑今年才二十四岁，但是与他共事的党内外同志都不知道这一点。他身材魁梧，强壮有力，为人严肃，有时甚至十分严厉，看上去足有三十五岁。他的身体结实，粗壮的脖子上长着一个大脑袋，一双深棕色的眼睛锐利而冷峻，下巴棱角分明，显得非常有力量。他穿着一条蓝马裤和一件“见过世面”的灰色军装，左胸袋上佩着一枚红旗勋章。
十月革命前，利西岑在图拉兵工厂“指挥”车床。他的祖父、父亲和他自己，几乎都是从童年时代起就在这个工厂里切铁、削铁。
可是一个秋天的夜里，他这个一直只管制造武器的工人第一次拿起了武器，从此就投身到革命的大风暴中来了。为了革命和党的需要，他不断地投入一场又一场火热的战斗。这个图拉兵工厂的工人走过了光荣的战斗历程，从一名普通的红军战士成长为团长、团政委。
战火纷飞的年代已经成为过去。现在，利西岑被调到边防区工作，生活过得安静平和。他常常工作到深夜，研究有关农作物收获情况的综合报告，可是眼前这份急电使他一瞬间仿佛又回到了战场。电文十分简略，上面写着：
绝密
别列兹多夫执委会主席利西岑：
近发现波兰多次派遣大批匪徒越境，似拟骚扰边境地区。希采取防范措施。财务科现金及贵重物品宜转移至专区。勿滞留税款。
从办公室的窗户里，利西岑可以看见每一个走进区执委会的人。他看见保尔走上了台阶。不一会儿，响起了敲门声。
“请坐，咱们谈一谈。”利西岑握着保尔的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