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达和保尔好不容易才挤到大门口。乘坐电车、汽车来的代表全部抵达会场。大门口挤得水泄不通。同为共青团员的红军战士们渐渐抵挡不住了。他们被挤得紧靠着墙壁。大门口喊声震天。
“挤呀!鲍曼学院的小伙子们，快挤呀!”
“挤呀，老弟，咱们就要胜利了!”
“把恰普林和萨沙·科萨列夫叫来，他们会放我们进去的!”
“加——油!加——油!”
一个戴着青年共产国际徽章的机灵的小伙子，像泥鳅那样灵活，随着保尔和丽达挤进大门。他躲过警卫长，一溜烟跑进休息室，钻到一群代表中间，一转眼就在人流中消失了。
他俩走进正厅，丽达指着后排的座位说：
“就坐这儿吧。”
两个人在角落里坐下。丽达看了看手表，说：
“离开会还有四十分钟呢，给我讲讲杜巴瓦和安娜的情况吧。”丽达发现保尔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不久前，我趁参加全乌克兰代表会议之便，去看望过他们。跟安娜见了几次面，跟杜巴瓦只见了一次，而这一次还不如不见。”
“为什么？”
保尔不作声。他右眼的眉梢微微颤动了一下。丽达知道，这通常是他内心激动的表露。
“跟我讲讲吧，我一点都不了解。”
“丽达，我原本不想现在说这件事，可你一再要我说，我只好服从了。他们是当着我的面彻底决裂的，而且依我看，安娜是别无选择。他们积累了那么多矛盾，一刀两断是唯一的出路。在党内问题上的分歧是他们感情破裂的根源。杜巴瓦始终是个反对派。我在哈尔科夫听人说起过他在基辅的发言，他和舒姆斯基一起到基辅四处活动。”
“啊？难道舒姆斯基也是托洛茨基分子？”
“是，他以前是的，不过已经离开了他们。我跟扎尔基找他谈了很长时间。现在他已经站到我们这边来了。而杜巴瓦的情况决非如此。杜巴瓦是越陷越深。咱们还是先说说安娜吧。她把所有的情况都告诉了我。杜巴瓦一头扎进了反党活动的泥潭里，无法自拔。安娜没少受他的气，比方说，他这样奚落她：‘你是党的一匹小灰马，主人指向哪里，你就奔向哪里。’还有比这更难听的。几次冲突之后，他们的关系就疏远了，成了陌路人。安娜提出分手，杜巴瓦显然不愿意失去她，就向她保证，说他们之间不会再有摩擦了，请求她不要扔下他不管，帮助他渡过难关。安娜同意了，并且一度觉得一切都会好起来。她没有再听到他恶语伤人，她给他讲道理，他也默不作声，不再反驳。于是安娜相信，他在认真检讨自己过去的立场。
“她从扎尔基那里得知，杜巴瓦在共产主义大学里也不再兴风作浪，跟扎尔基的个人关系也有所改善。安娜已怀孕。不久前她在单位感到不太舒服，便回家休息。关上门后，躺到了**。她和杜巴瓦住的是套间，两个房间有门相通，不过两人有协议，把门钉死了。
“不一会儿，杜巴瓦带了一大帮人到家里来，结果安娜无意中成了一个有组织的托派小组秘密聚会的见证人。她听到了一大堆连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而且，为了迎接那次全乌克兰共青团代表会议，他们还印刷过一份宣言之类的材料，准备藏在衣襟下，偷偷散发给与会代表。安娜这才恍然大悟：杜巴瓦原来一直在耍手腕。
“等大家走后，安娜把杜巴瓦叫到自己房间里，要他把刚才发生的事解释清楚。
“恰好在那一天，我到达哈尔科夫参加代表大会，在团中央委员会遇见了基辅代表团的朋友们。
“塔莉亚给了我安娜的地址，她就住在附近，我决定午饭前去看看她，因为在她任指导员的党中央妇女部里我们没能找到她。
“塔莉亚和其他几位同志也答应去看她。你瞧，不早不晚，我到的时候，正好赶上了这档子事。”
保尔苦笑了一下。
丽达听着，微微皱起眉头，胳膊肘支在座位的天鹅绒把手上。保尔不再吱声。他注视着丽达，回想起当年她在基辅时的模样，又同眼前的她做比较，再次意识到她已长成为一个体态健美、优雅迷人的青年女性。一条朴素但缝制得很精致的蓝色连衣裙取代了她身上那件终年不变的军便服。她的手指抓住他的手，轻轻碰了一下，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我听着呢，保尔。”
保尔握住了她的手指，不再松开，然后继续说：
“安娜见到我，流露出由衷的喜悦。杜巴瓦则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原来他已经知道我同反对派做斗争的情况。
“这次见面的场景有点离奇。我不得不充当类似法官的角色。安娜不停地讲，杜巴瓦则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显然，他既烦躁不安，又万分恼火。
“‘你瞧，保夫鲁沙，他不但欺骗我，还欺骗党。他组织地下小团伙，继续进行煽风点火的活动，当着我的面却说洗手不干了。他在共产主义大学里也公开表示，承认代表大会的决议是正确的。他自称是个正直的人，可同时却又在恬不知耻地欺骗别人。当然，我同他之间已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今天的事，我要向省监察委员会进行书面汇报。’安娜气愤地说。
“杜巴瓦从牙缝中挤出几句阴阳怪气的话：
“‘去呀，去汇报吧。有什么了不起？这种党，连老婆都当特务，偷听丈夫的谈话，你以为我就那么乐意当这个党的党员!’
“这种话对安娜来说当然太过分了。她禁不住冲着杜巴瓦大喊一声，叫他走开。他出去以后，我对安娜说，让我跟他谈一谈。安娜说这是白费力气。不过我还是去了。我和他毕竟曾经是好朋友，我认为他还没有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我到了他房间。他躺在**，马上警告我说：
“‘对不起，千万别来说服教育，我对这一套早腻烦透了。’
“可我还是得讲。
“我想起了过去的事，说：
“‘我们以前就犯过错误，难道你没有从中吸取任何教训？杜巴瓦，你还记不记得，小资产阶级意识是怎么把我们推上反党道路的？’
“你猜他怎么回答我？他说：
“‘保尔，当时我和你都是工人，没有什么顾虑，想到什么说什么，而我们想的东西并没有错。实行新经济政策前的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如今成了一种半资产阶级革命。靠新经济政策发财的人，个个脑满肠肥，绫罗绸缎披满身，而国内的失业者多得数不胜数。我们政府和党的高级官员也在靠新经济政策致富，还跟那些女资本家勾搭上了。整个政策的目标就是发展资本主义。一谈到无产阶级专政，就羞羞答答、欲言又止；对农民则采取放任自由的态度，纵容富农发家，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在农村作威作福。你等着瞧吧，不出五六年，苏维埃政权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人葬送掉，跟法国热月政变之后的情形一样。新经济政策的暴发户们会当上新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部长，而你与我这样的人，要是还敢多嘴多舌，那么就会脑袋搬家。一句话，用不了多久，咱们就要陷入绝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