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跟梁启超私下一合计，还不如回家睡觉得了。
不过对外肯定得捞个好名声，于是就大肆宣传说因为自己文章写得杀伤力太大，都察院的官老爷们不敢收，所以就只能作罢咧。
由于当时信息流通很不发达外加康有为确实有点小名声而且清政府也的确像是会干出这种事儿的角色，故而士子们都信了康梁的鬼话，就这样，康南海的名声如同涨停板的股票，蹭蹭地往上蹿了去。
当然，话又得说回来，无论是衙门不鸟还是康有为压根就把联名书给私扣了不交，其结果都是一样的——士子们的再战请求以失败而告终。
所以在马关条约尘埃落定，战败事实不可能再发生变更时，大家又表现出了第二个反应——学日本。
不得不说这时候的中国人民确实符合勤劳勇敢善良好学这八字美德，尽管大清败了，尽管大洋彼岸的日本孩子都会拿石头丢清国商人了，但此时此刻在大清国内，却几乎没有仇日情绪，虽然为昔日学生所败终归有些令人懊悔不爽，可是绝大多数的读书人却并不恨日本，非但不恨，反而还很清醒地认识到，应该向日本学习。
比较巧合的是，这一回打头阵的，仍是康梁这票人。
所以我说康有为这人才华还是很卓越的，至少他在当时
不过具体怎么学怎么改，哥儿几个一时间还没个详细计划。而就在他们加班加点正琢磨的时候，南面出大事了。
当年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一个叫孙文的医生带着一干弟兄，准备在广州发动暴乱，推翻大清朝廷，史称乙未广州起义。
孙文，就是大名鼎鼎的国父孙中山，我相信不知此人的家伙应该不多。
自从上次马尾海战，孙先生就对大清的无能孱弱产生了极大的失望之情，不过当时他仍是在“扶清改革”和“灭清革命”这两项之间呈纠结状，而且更倾向于前者，因此在清光绪十九年（1894）时，孙文上书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提出改革国政建议——“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
只不过那会儿李中堂正焦头烂额于中日两国的战争，自是没空鸟你货能不能畅流，所以此事自然也就没了个然后。
这对孙文而言是个打击——满腔报国热血付诸东流，再加之后来甲午战败，使得他更加坚信如果再由清廷统治中华，那必然国将不国，惨遭列强蚕食。
而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将这腐朽的大清推翻，打造一个全新的国度。
清光绪十九年（1894）十一月，他在檀香山创立了近代中国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联合政府”。
孙中山先生是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驱，中华民国的开创者，这事儿大家都知道，但或许你不知道，除了中国之外，和孙先生结缘最深的国家，其实是日本。
尤其是他的那一番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千古伟业，更是和日本国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
这一次的乙未广州起义，亦是如此。
且说在起事之前，孙文通过英国人康德李博士认识了后来影响并帮助了他一辈子的日本人——梅屋庄吉，两位在清光绪二十年（1895）一月时见了一面，彼此一见倾心。因为投机，于是孙文就把自己想在广州搞点事情的想法跟梅屋庄吉说了，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帮助。
这个帮助具体说来无非就是想让人家给自己凑点钱弄点武器啥的，当年的孙文虽说不穷，可要正儿八经地拉队伍打江山，他还是不具备这个财力的。
梅屋庄吉，土佐人（高知县），时任土佐商会会长，是个土豪。虽然这人当时表面职业是在香港开照相馆的，但他背后的人脉极其深厚，比如日本三菱财团的开山老祖岩崎弥太郎，就是他自幼的相知。
再说那孙文在见到梅屋庄吉之后，立刻就自动进入了口吐莲花的嘴遁模式，只听他这样说道：“梅屋君，你可曾听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是一头睡狮，如果醒来，将会震惊世界。’？”
梅屋庄吉点点头，说我听说过，拿破仑说的吧？
“正是。”孙文也点点头，“但现在我国并未清醒，这着实非常危险。”
梅屋庄吉再度点头跟着附和，表示谁说不是呢，危险，真危险。
“我指的是贵国很危险。”
梅屋一惊：“何以见得？”
“西洋列强最终目的并非我国，而是整个亚洲，一旦清国沦陷，下一个必然是你们日本。”
这话说得对或者不对暂且不论，但至少孙文知道，这个观念在日本有很多人认同，包括梅屋庄吉。
所以听者继续点头：“孙君，您说得很有道理。”
而说者在得到了认可之后则越说越勇：“虽然我们两个国家不久前刚发生过战争，可眼下这种情况，为了不让自己的祖国沦为西洋人的奴隶，那么就必须团结起来，保卫亚细亚。保卫亚细亚的第一步，我认为应该是让中国脱离被殖民的危险，而要让中国不被殖民，则必须先推翻满清朝廷。我和我的同志们正准备为此而发起革命，就是眼下手头有点紧，您看是不是能够……”
梅屋庄吉连忙一口承应：“孙君若是举兵，我必将出钱资助。”
没几天，孙文就告诉梅屋庄吉说自己已经定下计划，准备九九重阳的时候搞一票大的，而梅老板确实很仗义，立刻为孙君东奔西跑地筹了一笔款子，还派手下去澳门新加坡等地购得军火，但由于梅屋家毕竟只是个开照相馆的，只印相片不印钱，财力到底有限，为了能让孙君更好地驱逐鞑虏，他特地写推荐信一封，让孙文拿着去找时任日本驻港领事中川恒次郎，请他提供一些帮助。
3月1日，孙文见到了中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