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的时候，俘虏们又站在栅栏前，从桦树林传来的风吹到他们的脸上。星星很明朗。我如今认识了他们中几个德语说得相当不错的人，其中有一个音乐家。他告诉我，他之前在柏林是小提琴手。当他听说我会弹一点钢琴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小提琴拿来，然后开始演奏。其他人坐了下来，背靠栅栏。他站着在演奏。他时常展现出小提琴家们闭上眼时都会有的沉醉表情。然后，他又继续有节奏地弹奏乐器，微笑地看着我。
他演奏的应该是民间乐曲，因为其他人都在跟着哼唱。
哼唱着的人们仿佛黑色的土堆，从地底传来深沉的声音。而小提琴声则仿佛是站在土堆上的一位纤细少女，明亮、独自一人。哼唱声停止了，小提琴声还在——它如游丝般继续留在夜里，仿佛要被冻僵了。人们不得不凑近了站在旁边，如果在室内就会好一些了。在室外，当小提琴声孤零零地飘向四周时，人们只会感到悲伤。
我在星期天也没有假，因为我刚刚休完一个比较长的假期。因此在离开营地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天，父亲与大姐来兵营看望了我。我们一整天都坐在士兵之家。我们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我们可不想去营房。中午的时候，我们一起散步去了荒野。
就这样煎熬地过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我们不知道该谈些什么。于是我们聊到了母亲的病。现在已经确诊是癌症。母亲已经住院，等着马上接受手术。医生希望，她能恢复健康。但我们还从未听说过癌症被治愈的先例。
“她现在在哪里？”我问。
“在路易森医院。”父亲回答。
“几等病房？”
“三等。我们得看手术要花多少钱。你妈妈自己想住三等病房。她说，这样她可以有人说说话，而且也更便宜。”
“她在三等病房得和很多人住一起。晚上要睡得着才好。”
父亲点点头。他脸色疲惫，满脸皱纹。母亲经常生病。虽然她只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去医院，但这已经花了我们不少钱。而实际上，父亲的整个生活已经全部扑在了挣钱上。“要是能知道手术要花多少钱就好了。”父亲说。
“你们没问吗？”
“没直接问，因为不能这么做——如果医生因此变得不高兴就不好了，他还要给你母亲开刀呢。”
说得没错啊，我苦涩地想。这就是我们，这就是穷人。他们连直接问价格的勇气都没有，而是惴惴不安地担心着价钱。但其他不需要为钱担忧的人反而觉得事先确定价格是理所应当的事，医生也不会因此对他们不友好。
“手术后的绷带也是一大笔钱啊。”父亲再次开口。
“医疗保险一点钱也不付吗？”我问。
“你妈妈已经病了太长时间了。”
“你们还有钱吗？”
父亲摇了摇头。“没了。不过我现在又可以加班了。”
我明白：他将要在桌边站到深夜十二点，折叠、粘贴、裁剪。晚上八点的时候吃一点用票证换来的没什么营养的东西，然后再喝一点止头疼的药，继续工作。
为了让父亲的心情愉悦一些，我给他讲了几个我刚刚想到的小故事，一些士兵间的玩笑之类的，有关于将军的，还有关于军士长的，都是些他们被愚弄的故事。
之后我把他们两个送到了火车站。他们给了我一瓶果酱和一包土豆饼，是母亲为我烤的。
然后他们坐车离开了，我走回军营。
晚上的时候，我把果酱抹在土豆饼上开吃。但是总引不起我的胃口。我走出去，打算把土豆饼给那些俄国人。这时我突然想到，这是母亲为我煎的土豆饼。当她站在热炉子边时，说不定还要忍受身体的疼痛。于是我把那包土豆饼放回了背包里，只拿出两块来带去俄国战俘那里。
[1] 源于18世纪法国纸牌游戏的一种纸牌玩法，玩家需要借助两张及两张以上的牌赢得无限接近21的数值，但同时不能超过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