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方面应“严正地向傅作义说明，傅方既不愿意执行我方所提意见，如果又不执行他自己所提的离城改编，那就是他反复无常，势将丧失信用”。
天津前线“命令傅方代表限天津敌先头部队至迟须于十三号十二时以前开出，否则我军将于十四号开始进攻”。
从此，平津战役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进入关键阶段，北平和天津的守敌因态度不同，遂按不同的方式解决……
傅作义将军面对平津战役的危局是和，还是战？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举棋不定的。为此，他曾和一位与中共有关系的属下进行过这样的对话：
“和谈是不是投降？”傅作义问。
“和谈是革命，绝不等于投降。”属下答说。
“不讲道德还能做人吗？”
“我们应当讲革命道德，不应当讲封建道德，商汤放桀，武王伐纣，自古即称道之，不认为有伤道德。”
“咱们过去的历史就算完了吗？”
“历史有应当保留的，也有不应当保留的，不应保留的，用不着可惜。”
随着全国战局向着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方面发展，傅作义将军在各方的推动下，终于选定走和谈的道路。然而他的内心依然是十分矛盾的！为此，他曾私下对一位亲信讲过这样一段话：
“我是准备冒着三个死来做这件事的：第一，几年来，我不断对部属讲‘戡乱、剿共’的话，而今天秘密地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他们的思想若不通，定会打死我；其次，这件事如果做得不好，泄露出去，蒋介石会以叛变罪处死我；再者，共产党也可以按战犯罪处罚我。”
傅作义终于迈出了和谈的第一步——派人与中共有关人士接触，试探毛泽东的态度。诚如前文所述，他依然采用拖延时间的战术，向中共讨得多一些的所谓体面的条件。
对此，毛泽东洞若观火。同时，在他的战略决战的时间表中，留给傅作义周旋的空间是有限的。所以双方经过一段接触，尤其是淮海战役于一月十日胜利结束之后，毛泽东认为解放北平、天津的条件完全地成熟了，遂下达了有关解放北平、天津的一系列命令。
这样一来，就把矛盾重重的傅作义逼到了绝境。据傅氏已是共产党员的女儿傅冬菊报告：她的父亲“每天长吁短叹，总是在屋里踱步，内心非常矛盾、非常痛苦”。中共地下党组织要她帮助傅作义很好地认清形势，坚定投向人民的决心。她就常做一些家乡风味小吃，送到傅作义面前，既从大道理上说服，也以父女之情加以影响。恰在这时，傅氏的一位亲信走进报告，有一位久居北平城中的名将马占山投帖拜访。傅作义当即传下话去：“有请！”
马占山原系东北军张学良将军的部属。“九一八”事变之后，马占山在江桥一线打响了抗击关东军入侵东北三省的枪声，一时成为全国有名的抗日英雄。由于蒋介石坚决执行不抵抗政策，致使轰轰烈烈的江桥抗战归于失败。从此，马占山失掉兵权，成为一名国民党军队中的闲职将军。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任命马占山为东北挺进军总司令，与共产党争夺东北的地盘。这时的马占山年迈体弱，只能靠着药物挨度残生。因此，他挂着东北挺进军总司令的名义留居北平，并与傅作义时相往访、倾谈。
马占山是一位典型的旧军人，有着讲义气的一面。近来，他看到蒋家王朝将覆，老友傅作义镇守的北平、天津也大势已去，遂决定亲自登门造访。他一见傅作义的面二话没说，就开门见山地说了这句史有所记的话：“东北完啦！平津你打算怎么办？”
傅作义在政治上一向是十分谨慎的。他一不明马占山造访的动机，再是不知马占山如此问话的用意，遂说：“打吧！还能把我怎么样？”
由此，马占山与傅作义论起了平津战事。随着二人谈话的深入，马占山如实地讲了傅作义在北平、天津等地不利的一面，聪明的傅作义听后叹了口气，依然不服气地说：“叫你说我简直没办法了！”
马占山看着傅作义那一筹莫展的样子，也喟叹不已地摇了摇头，进而又说了如下这段掏心窝的话：“有办法也好，没办法也好，我俩都是六十岁的人啦，还能活几个六十岁？我看去他的吧！蒋介石消灭异己、壮大嫡系，永久也不会改变。不要因为你傅宜生一个人，而把千年古都、一二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文物古玩一起砸烂，做一个历史的罪人。我出个主意，你把宝珊（即邓宝珊）接来，你现在是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叫宝珊帮你分担一点，他的主意多，看怎样的办法好？”
马占山为什么向傅作义荐举邓宝珊将军呢？这还要扼要地回溯一下他们三人的历史渊源。
据史记载：早在直奉大战的后期，张学良因放困守涿州与傅作义而相识；因此，在中原大战爆发不久，阎锡山曾派傅作义去沈阳游说张学良，遂结识了马占山；抗战初期，傅作义曾奉命死守太原，损失惨重，后率少数人逃离太原，退至河曲，因马占山的关系得识邓宝珊、何柱国二将军。后邓、马、何三人联名电蒋，请委傅以重任。蒋介石为了离间傅作义与阎锡山，立即复电允许傅作义扩充部队，并委傅任第三十五军军长，开往河套。傅由此再次起家，逐步扩大。从此，他们三人的关系日渐亲密，并按着旧军人的习气结拜为把兄弟。马占山年纪最长，为兄；傅作义长邓宝珊一岁，故傅氏为二弟，邓氏为三弟。抗战期间，他们并肩在“口外”打击日本侵略者；待到解放战争爆发以后，马占山留居北平养疴，与傅作义时相过从，而邓宝珊则同意出任傅作义为总司令的华北“剿总”副司令。但邓氏依然驻守绥远。
邓宝珊与毛泽东有着很深的私谊。这些年来，他不仅多次与毛泽东交谈，而且还把爱女送往延安，成为他和毛泽东的联系人。对此，傅作义和马占山都是知情的。在此关键时刻，如果由邓宝珊出马与中共和谈那是再好不过了！为此，傅作义同意马占山的建议，并派飞机去绥远接邓宝珊。
与此同时，傅作义根据中共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精神，派出亲信周北峰以及燕京大学教授、民盟北平负责人张东荪潜出北平城池，与中共平津战役负责人聂荣臻、林彪进行谈判，双方意见渐趋一致，并形成一个《谈判记录》。当周北峰回到北平城里面交《谈判记录》的时候，又对傅作义讲：“这个文件是我们谈后归纳整理的，所谈各项必须在一月十四日前答复，还请总司令及早决定。”
这时，邓宝珊乘飞机到达了北平。他到北平的当晚，和马占山约定，借给他接风洗尘之名，在马占山家备下酒席，邀请傅作义作陪。当晚，他们把兄弟三人真可谓是开怀畅饮，促膝谈心。马占山和邓宝珊借着酒兴对傅作义展开了攻心大战，“诚恳地希望傅作义认清形势，坚定和谈的信念，不辜负广大民众的期待，早日同投靠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决裂，进入人民的队伍里”。实事求是地说，马、邓二位对促成傅作义下定最后决心举行和平起义，是起了较大作用的。
傅作义与邓宝珊、马占山相较，其城府还是比较深的。在这特殊的接风洗尘宴会上，他只表示愿听大哥马占山、三弟邓宝珊的劝告，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决心走和平起义的道路。等到他陪邓宝珊回到自己的官邸，屏退左右，方才如实地告诉邓宝珊“已和共产党、解放军谈判的情况，表示对有些问题还不大满意。希望他和周北峰再去一趟，举行一次更高一级的谈判”。最后，他又真诚地对邓宝珊说道：“抗战期间，你在榆林，曾和中共方面关系比较好，听说中共领导人希望你出面斡旋，那就请你走一趟吧！”
对此，邓宝珊是乐意从命并愿意为之奔走的。但是，他清楚自己的地位，不能越权与中共谈判。因此，他直言问道：“怎么谈？提些什么条件？”
傅作义自所谓“平津会战”以来，一直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说到和平谈判，他心里就更没有一点谱了！他沉吟片时，遂声音低沉地说道：“请你看着办吧。有什么问题，咱们还可以通过电台商量。”
转瞬间就到了一月十四日，傅作义对中共定的最后期限必须有个交代。为此，他把邓宝珊、周北峰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让他们二位立即启程，去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做最后一次谈判。就这样，邓宝珊跟着周北峰来到五里桥，见到聂荣臻。出乎他们所料的是，聂荣臻开门见山地说：“上次谈判中规定十三日为答复的最后期限，因傅方一再拖延时间，玩弄花招，今天我军已开始进攻天津，这次再谈就不包括天津了。对天津因战争所遭受的损害，应由傅方完全负责。对北平应照原改编方案，迅速提出具体实施步骤。”
邓宝珊听后哑然，许久没有说出一句话来。这是因为在他的谈判腹案之中，北平和天津同是这次要谈的内容。他听了聂荣臻这番话后的直感是中共说到做到，咄咄逼人。但是，根据他对天津布防的了解，认为解放军下令进攻未免有些唐突。所以他操着将信将疑的口气反问道：“你们要打天津了？”
邓宝珊对于固守天津非常自信，他认为解放军不可能在短期内攻克天津。同样，傅作义对固守天津也非常自信，并亲自对陈长捷说过这样的话：“你们打好仗，就好办，要能打才能和。”因此，邓宝珊以肯定的语气说：“天津恐怕三十天你们也打不下来。”
聂荣臻听后淡然一笑，以毋庸置疑的口吻说：“对于天津，傅作义只有下令停止抵抗，放下武器。否则我们非打下来不可！”
在这样的氛围中，邓宝珊很难与聂荣臻继续再谈下去。据史记载：这次谈判，没有结果而散。然而当邓宝珊走进聂荣臻为他和周北峰准备的下榻处后，他又很自然地发出了这样的自问：“这和中共领袖毛泽东有什么关系呢？……”
简而言之一句话，聂荣臻的话是根据毛泽东的电示说的。事情的内幕是这样的：
当毛泽东阅过张东荪、周北峰与林彪、聂荣臻的《谈判记录》之后，又于一月十二日收到经由林彪、聂荣臻转来的傅作义的电文。大意谓：有关部队问题“亟须缜密计划，妥慎实施，方可避免糜烂，不违初衷”。“部队出城时间，须视准备工作进行之程度及双方细节问题具体商决约定，万一有少部分不听命令，尚需双方在技术上预有商定”。毛泽东阅后十分的不快！在毛泽东看来，傅作义不仅不理解他的用意，反而以“教师爷”的口气指手画脚，甚至有教导他应当如何做的口气，这不仅伤害了毛泽东作为胜利者的自尊，而且在他看来，傅氏如此而为是有意拖延解决北平、天津的时间。为此，他于当天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电示林彪、聂荣臻，大意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