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毛泽东对于李宗仁与蒋介石的暗中斗法了如指掌！就在“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抵达北平的第三天——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公开发表了《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的评论。该文指出：“国民党反动派从今年一月一日开始搬起的一块名叫‘和平攻势’的石头，是原想用来打击中国人民的，现在是打在他们自己的脚上了。”虽然国民党已经没有一个“全面”的“政府”，“但是国民党死硬派却在反对局部和平而要求所谓‘全面和平’，其目的就是取消和平，妄想再战；他们深怕局部和平的活动蔓延起来，至于不可收拾。”
翌日——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又发表了《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的评论。该评论针对国民党死硬派所谓“政府与其无条件投降，不如作战到底”之类的叫嚷，严正指出：“这些口口声声‘以拯救人民为前提’的人们，在自己‘呼吁和平’几个星期之后，又不再是‘呼吁和平’，而是呼吁战争了。”国民党死硬派“坚决地反对人民，站在人民的头上横行霸道，因而把自己孤立在宝塔的尖上，而且至死也不悔悟”。“一小撮死硬派不要几天就会从宝塔尖上跌下去，一个人民的中国就要出现了。”
时人以及后人一看便知：第一篇评论文章——《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主要是戳穿以李宗仁为代表的假和平的本质；第二篇评论文章——《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主要是揭露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集团，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动本质。一篇打在李宗仁的心上，一篇打在蒋介石的身上，对全国人民认清李宗仁、蒋介石的反动本质而言，是起到了很大作用的！
伴随着李宗仁高喊重开和谈的同时，上海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也开始向共产党放出试探性的气球。最有代表性的是全国轮船业联合会董事长杜月笙、上海市轮船业公会理事长魏文瀚，于二月七日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拟派船行驶华北并派人前来接洽有关的事宜。对此，毛泽东了若在心，就在二月十三日江庸在机场答记者问“已受邮局委托，与共方解决华北与华南通邮问题”之后，遂以他和周恩来的名义起草了回电。略谓；
恢复华北、上海间航运，以利生产之发展，极为必要。大上海、唐山两轮北驶，并派员至华北接洽，极表欢迎。此间已嘱北平叶剑英市长、天津黄敬市长准备接待。英航太古公司湖南号驶抵塘沽，系属临时性质，并非事前洽定。所谓华中、华南中国船舶开往华北口岸，将不许其驶返原地，纯属报纸造谣，流言止于智者，先生等不应置信。
与此同时，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天津市委并转唐山市委并告总前委、华北局、北平市委电，指出：杜月笙、魏文瀚致电毛、周称，拟派船行驶华北并派员接洽，同时与开滦矿局洽妥以煤十万吨南运俾交换面粉三十万吨，由大上海、唐山两轮往返分运，并随带邮件。另据中央社十一日称，魏文瀚等此次随大上海轮北上，洽商华北通商事宜。进而又指示：“恢复华北、上海间船运极为重要，大上海轮到后你们应妥为办理这批生意，对魏文瀚等来访应予接待，并与洽商恢复船运事宜。”
毛泽东由处理杜月笙等提出的南北通航事宜，联想到了战乱中的人民生活以及对分化上海、南京乃至国统区的各类资产阶级可能起到的作用，遂又给彭真、叶剑英等复电：
为了（一）恢复南北商业联系，发展生产；（二）使南方各大城市资产阶级了解我党的政策措施，便利我们在占领南方各大城市时孤立国民党，顺利地接收、管理和发展大城市的生产；（三）使轮船、飞机、邮政、电报从国民党手中转入我们手中等项目的，我们对于不论何种轮船业、民航公司（中航、央航），都应当允许其先在平、津、秦皇岛恢复通航。北平电信局未停，天津电信局亦应准备恢复通电。平、津与南方邮务交通亦应恢复，银行、钱庄、邮局及商家的汇兑，亦应恢复。在通船、通航、通邮、通电、通汇之后，我们的检查，不可过严……你们对于南北通船、通航、通邮、通电、通汇诸事，应当看做一件大事去做，而不应当采取消极态度。
毛泽东以上的指示，无论是对南北两地人民恢复正常的生活，还是对南方资产阶级开展所谓业务，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毛泽东为了进一步分化瓦解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反动阵营，他还亲自给潘汉年发去密电，指示战斗在敌人心脏中的同志：“你可以和左恭、钟天心见面，告诉左、钟，战争罪犯只有蒋介石及其死党中那些罪孽深重的人们不能赦免，其他各人包括孙科、薛岳、余汉谋、张发奎等在内，只要他们在将来某种紧张时机能够站在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愿受中共领导，则他们过去的罪恶行为可能取得人民的谅解而予以赦免，并给以新的出路。你应乘此时机抓紧对孙科、薛岳、余汉谋等人的工作。”
虽说“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是李宗仁一手组成的，但是选谁充任代表团成员则是得到毛泽东认同的。另外，由于中共派驻上海，以及潜伏在桂系中的同志的工作，中共中央以及毛泽东随时都了解、掌握全部的情况。为此，毛泽东审阅、修订中共中央关于对邵力子、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等谈话方针问题给叶剑英并告林彪等人的电报时指出：
招待要周到，谈话要恳切。谈话以叶剑英负主责。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等四人都应和他们见面。……如他们愿意和北平民主人士谈话，你们应允许和介绍……傅作义、邓宝珊和他们见面，应允许。如他们想单独谈，不愿我们的人参加，我们亦可不参加……如他们要求到石家庄和中央的人见面商谈，你们应允许转达中央请求……谈话时应强调八条，特别是第一条。
由于毛泽东在审阅、修订这份文件之前，刚刚处理完杜月笙等提出的南北通航问题，他为了回应代表团成员江庸提出的通邮等事，遂又在此电的末尾加写了这段文字：
对南北通船、通航、通邮、通电四事，你们应表示关切。津、沪通船现已开始，北平通电未停，天津亦可恢复通电，平、津民航及通邮，均可考虑恢复。估计彼等对此四事，必感兴趣。
毛泽东为什么选择叶剑英负责接待“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四位成员呢？首先，叶剑英是北平市市长，理应尽地主之谊；其次，叶剑英早年跟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后在黄埔军校任教，与邵力子等人熟稔，由他出面欢宴这四位年长的贤者比较合适。由于邵力子等四人乘坐的飞机在青岛出了点事故，致使“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于次日——二月十四日下午五时安抵北平机场。叶剑英等奉命赶到，给予热情欢迎和接待。
翌日——二月十五日，北平市长叶剑英、副市长徐冰到六国饭店拜会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及黄启汉等，相互之间进行了朋友式的交谈。是日晚，叶剑英设宴款待“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全体成员。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陶铸、戎子和等出席作陪。同时，应邀出席的还有傅作义、邓宝珊等起义将领。叶剑英在与颜惠庆等人的谈话中，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表明中共对和谈的诚意，“强调坚持八项条件的必要性，并指出第一条战争责任问题必须区分清楚，战犯名单并非不可改变，并以傅作义为例”。
颜惠庆是我国政坛耆宿。早年留学美国，获文学学士学位；旋即回国，是清朝第一次应试中的译科进士。从此步入政坛，官运亨通，自袁世凯的内阁总理大臣，一直到北洋政府总理、外交部长、交通总长以及驻外国大使，他几乎都任遍了！这次，又是“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中的长者，所以他第一个代表同行者发言，大意谓：“希望不要拿他们做谈判代表，他们真心想做共产党的朋友，衷心希望中共成功，但不要操之过急，提出可否将战犯一条移后一点。”最后，他很坦然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让我说句心里话，中共调子唱得太高了。”
在“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中，章士钊从年龄到社会地位，都是位尊第二了。他是湖南人，早年从事反清革命，是当时很有些名气的《苏报》主笔。但是在这期间，他拒绝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后出任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一度成为北京学生攻击的重点对象。史家一提到女师大学潮、“三一八”惨案，都少不了要评说章士钊几句。有意思的是，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的挚友，同时还帮着毛泽东筹措巨资支持湖南籍的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再加之他又是上海滩有名的大律师兼杜月笙府上的客卿，说话是颇有些影响的。因此，他接着颜惠庆的话茬引发开来，略谓：“现在是楚汉之争，桂系正起着当年韩信那样的作用，韩偏楚则汉不能成功，争取桂系实属必要。”接着，他又明里暗里告诫中共，“中共的所作所为，不要让人害怕，不要逼走桂系，更不要逼得美国武装日本来对付中共，进而引起外国干涉等等。”
据史记载：毛泽东获悉他的老乡章士钊抬高桂系势力和作用，以及惧怕帝国主义干涉的想法不以为然，指出他们的“共同立场是使革命带上温和色彩”。同时，毛泽东又认为这四位长者的确是很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做好他们的工作对国统区是有很大作用的。为此，他又给叶剑英等同志发去电文：
（一）如果四人问及李济深时，可以告诉他们，李等民主人士不日要来北平。并劝四人多住几天，待李到了，大家谈谈。（二）我们的政策是要拉拢李（宗仁）、白（崇禧）、张（治中）、邵（力子）及上海资产阶级（颜惠庆、杜月笙等为代表），打击国民党死硬派，便利我们向南进军。但李宗仁在上任后的和平吹嘘和一月二十日以前蒋介石及CC系的和平攻势并无区别，故我们必须揭露和回击。此种和平攻势，今后还是一样，不管什么人，只要他是在作和平攻势，我们必须回击并粉碎之。但最近时期李、白等人的态度好了一点，我们亦可以考虑对他们缓和一点。但必要的批评还是不可少的，李、白还是应当列在战犯名单之内。一则因为桂系是坚决地参加了内战的，不列李、白显得不公道；二则列了李、白并不妨碍和谈，不列李、白则李、白反不便于应付蒋党。
叶剑英遵照毛泽东的上述指示，分别和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四位老人进行个别谈话。二十日，中共北平市委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南来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叶剑英市长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略谓：“和平、民主、统一建设新中国，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基本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天津方式，就是以人民的武装力量，粉碎负隅顽抗的反动军队，扫除和平民主统一的障碍，在这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具有足够的力量……另一种是北平方式，就是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问题……从我们的愿望来说，希望用北平方式，可以减少人民的损失，但这取决于国民党是否以民族利益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改弦易辙，‘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傅作义将军能做到的事，别人也应该能做得到。”
接着，邵力子先生被请起身作答：“我是四位北上老人中的小兄弟，和平未能早见是憾事，但和平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希望和平障碍得以扫除。我此来不能代表任何方面，唯江南人民切盼和平，并且宁选北平式的和平，不选天津式的和平。一周来在平观光，觉得很好。这种力量，工作长久下去，一定成绩可观。”
在这紧张的会谈期间，四位老人都提出拜见毛泽东主席的愿望。对此，毛泽东当即答复：欢迎他们来谈，时间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同时，他还致电叶剑英市长：欢迎傅作义、邓宝珊和颜、邵、章、江一道来此一谈。就这样，他们在刘仲华的陪同下于二十二日飞抵石家庄，并随即乘车前往中共中央驻地平山县西柏坡，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热烈欢迎。
毛泽东深受古国文明的影响，向以尊老敬贤为美德。因此，他首先看望了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四位老人，并和他们上下五千年，纵横八千里，洋洋洒洒地谈了两个多小时。最后，他又很是实在地说道：“你们几位老人为了国家统一、和平而来，我首先代表共产党感谢你们。其次，我们的答复是肯定的：共产党一向是爱好和平的，什么事尽可商量，只是重开和谈的时间、地点、人选值得考虑。再其次，说到南北通航、通邮、通电等具体事项，那是没有问题的。你们四位老人有什么需要我答复的，尽管提问。”
颜惠庆一生不知出席过多少次各类名目的会谈，但从未像今天这样愉悦。当他想到此行的目的，遂又客气地问道：“我们虽然叫‘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但毕竟是受李代总统所委托，回去后应当向他有个交代吧？”
“你们可以明确地告诉李宗仁先生：我们同意与他的政府谈判，但必须以我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同时，还可以告诉他：要当机立断，速议速决，留给他的时间是有限的。”毛泽东讲话的分量是很重的，但他的语气却是和缓的。
“润之，”章士钊是毛泽东的老乡长、老熟人，故直呼名字问道，“可否根据你的讲话精神，共同整理一份双方认同的材料呢？”
“可以，可以。”毛泽东边说边指着邵力子说道，“行严老，您和邵老都是老报人，又都是行文高手，我看先由四老讨论，然后由您二人代劳。最后，我过过目就行了。”
“我看就由行严老一人执笔，我可以充任敲边鼓的角色。”邵力子客气地说道。
就这样，由章士钊执笔起草了一份协议要点，经讨论，遂达成如下这八点秘密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