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儿，我们军事上打败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军队的战斗意志太薄弱了！打起仗来，一个师甚至一个军，一被共军包围，只有几个小时或顶多一天的工夫，就被共军消灭了！”
“父亲，我们军队的战斗意志为什么会削弱的呢？”
“抗战胜利之后，我们的军队，尤其是中上级军官趁机进了城市，利用接收的机会，他们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骄奢**逸，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就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也是党国败亡的所在！经儿，这是父亲一生中最大的失误！也是父亲一生中最大的教训！”
“父亲，孩儿记下了。”
蒋介石毕竟不是善于总结教训的专家，更何况他必须面对就要开始的北平和谈，以及随之而来的渡江战役。因此，他声调有些凄楚地说道：“经儿，失去的就叫它暂时失去吧！为了能在江南有个再起之地，我们父子除去关注江防之事外，还要分心南京，注视着李德邻在和谈的路上走多远。”
翌日——三月二十六日清晨，蒋氏父子通过收听中共的电台获悉：中共决定派出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和谈代表团，以毛泽东一月十四日对时局的声明及其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于四月一日在北平举行和谈。在蒋经国看来，必须调动一切合法的手段阻止李宗仁重开和谈。但是，当他赶到蒋介石的下榻处，欲向父亲谏说自己意见的时候，他又被父亲独自驻步窗前，蹙眉眺望窗外的表情怔住了，不由得黯然自问：“他又在想些什么呢？……”
蒋介石当然是在想李宗仁如何与中共毛泽东重开和谈的事情。
诚如前文所述，蒋介石的“备战”与“和谈”的基本方针，和李宗仁有着根本的不同。蒋氏是把“和谈”当做一种手段，为备战争取时间。在他的观念中，只要挨过五月份，长江就必然变成水宽浪急的天然屏障，在必要的情况下，还可以像当年炸开黄河花园口水淹日本军队那样，把长江北岸的江堤炸开，再演出一幕水淹人民解放军的好戏！同时，在用“和谈”争取来的不多的时间中，他自信在江南各地可以完成重组百万大军的计划。到那时，他又有了与中共领袖毛泽东争夺天下的本钱。因此，他躲在故里溪口，就像是“我正在城楼观山景”的诸葛亮，希望李宗仁在与中共的和谈中，能给他争来这宝贵的时间！
但是，蒋介石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当他获悉重开和谈的日期是四月一日之后，他立即想到：等来长江的雨季还需近两个月的时间。靠马拉松式的和谈来争得这宝贵的两个月吗？他认为毛泽东还没有被三大战役的胜利冲昏了头，绝对不会同意把和谈的时间拖得这样长。怎么办呢？他思来想去，唯有在李宗仁的身上做文章。为此，他听了蒋经国的谏言之后，只是淡淡地说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为做到后发制人，你我父子先看看李德邻走哪步棋。”
蒋经国听后感到父亲早有定数，遂微微地点了点头。
李宗仁在收听到中共通知的有关和谈的地点、时间、人员之后，遂忙着召开有关的会议，协商应对与中共和谈的有关事宜。据史记载：对于如何进行商谈，有过四次集会研究，都由何应钦主持。出席会议的除代表邵力子、张治中、章士钊、李蒸（黄绍竑在赴平前才赶到，刘斐在代表团赴平前才发表）外，翁文灏、彭昭贤、贺耀祖都参加，黄少谷也以行政院秘书长资格参加。经过几次研究后，作出如下决定：
（一）为会商和谈问题的便利，建议请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在南京开会（这时国民党中央已迁往广州）；
（二）为指导和谈进行事宜，请李代“总统”、何院长，并由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公推三人，共同组成指导委员会；
（三）和谈不另订方案，只就中共所提八项做基础，加以研究，酌定原则性限度，由和谈代表负责进行。
以上这些消息和决定，由何应钦通报给远在溪口的蒋介石。
蒋介石终于等来了南京方面的消息，出乎他所料的竟然是作出如此草率的结论。为泄他满腹的愤懑之情，遂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段文字：“可决定其为十足的投降之代表。但共党是否接受其投降是一大问题耳。李宗仁和谈方案，无异于协同共党消灭国军之基础耳。”
侍候在旁的蒋经国深谙蒋介石之用心，他望着依然是凭窗远眺而陷入沉思的蒋介石，不安地问道：“父亲，如何才能阻止以李宗仁为代表的降共逆流呢？”
蒋介石从凝思中回到现实之中，他缓缓地转过身来，不无藐视地笑了笑，信口说了一句戏词：“山人自有妙计！”
国大代表上海联谊会给李宗仁、何应钦，并转各和谈代表的寅艳电，指出“和谈为国家之大事，绝非国共两党可得而专”，进而责问“苟先漠视宪法而又置国民代表大会于不顾，试问诸公将凭借何种地位，有何种权利以与共党谈判”？结论是“克日召集国民大会临时会议，以为最后之决定”。
国民党中央执监常委及中央政治委员会谈话会决定：“（一）和平代表抵平后，应先提出双方立刻无条件停战；（二）和谈一切报道公开；（三）和谈进行详情，应随时报告党的中央谈判结果，并应对党完成法定程序……”等等。
从以上的文章和电文可知，国民党顽固派在蒋介石的操纵下，正在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阴谋活动。在蒋介石看来，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必然会给李宗仁以及和谈代表造成极大的压力。同时，还想借此为和谈制造困难——进而达到推迟和谈的时间。
但是，这时的李宗仁犹如弦上待发之箭，只有沿着重开和谈的路硬着头皮走下去；另外，绝大多数和谈代表都认清了只有重开和谈才是国家、民族唯一的希望。所以，他们顶住了来自蒋介石的压力，前后开了四次会议，继续研讨赴北平参加和谈的有关事宜。为慎重起见，他们把会议研究的“原则性限度”写成一个腹稿，作为到北平和中共进行商讨的依据。由于该件十分重要，全文抄录如下：
预拟与中共商讨之腹稿
（一）双方既确认以和平商谈解决国是为全国人民之要求，则双方所应商谈者，端在国家元气之如何保存，人民痛苦之如何解除，国家政策之如何拟订，及政治制度之如何建立，以谋长治久安，是以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不应再提。
（二）同意重订新宪法，此新宪法之起草，我方应有相当比例之人数参加。
（三）关于法统问题，与前项有连带关系，可合并商讨。
（四）双方军队应分期分年各就驻在区域自行整编，并应树立健全的军事制度，俾达成军队国家化之目的，至分期整编时双方应保留之军队数字，另作商讨。
（五）“没收官僚资本”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订施行条例办理。
（六）“改革土地制度”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订施行条例办理。
（七）关于“废除卖国条约”一事，将来由政府根据国家独立自主之精神、平等互惠之原则，就过去对外签订条约加以审查，如有损害国家领土主权者，应予修改与废止。
（九）代表团抵平后，即向中共提出双方应于正式商谈开始之前，就地停战，并参酌国防部所拟停战意见（附后）进行商谈。
以上九项，仅系商谈之预定腹案，并不书面提出。又其内容亦仅为我方可能让步之原则性的限度，商讨时仍应逐条力争，不得已时方渐次让步，如共方要求超过以上各项限度，应由代表团随时电报中央请示核夺。
关于《国防部对于国共停战协定最低限度之要求》一件共分七款，中心意思是：国共双方部队在“青岛及长江流域连接鄂西、陕西、绥远地区双方第一线部队，应即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各守原防，停止前进，并不得向空隙发展”；同时，还要求“共军立即解除对新乡、安阳、太原、榆林之包围封锁，准许国军采购粮食及生活必需品”等内容。
李宗仁手捧与会者一致通过的《预拟与中共商讨之腹稿》、《国防部对于国共停战协定最低限度之要求》两份文字稿，心里有着说不出的愉悦。因为自打他上台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他不仅让与中共重开和谈变成了现实，而且还形成了这样两份指导和谈的文件。当他询问与会者还有什么意见的时候，被推为首席和谈代表的张治中起身提出：在赴北平出席国共和谈之前，再去溪口看望蒋介石一次，当面征询蒋对这两个有关和谈文件的意见。多年之后，他记下了如下这段话：“（一）蒋虽退到溪口，但到底力量还在他手上，如果得不到他的同意，即使商讨得到协议，也没用。这是一种现实的做法。（二）那时候，京沪的顽固分子气焰嚣张，常有对我不利的谣言，溪口之行，我认为对他们有一种镇压的作用。（三）蒋当时还是国民党的总裁，在党的体系上，代表们除了章士钊外，都是党员，应有向他请示的必要。（四）在礼貌上说，也有去看蒋的理由。”
李宗仁不但知道张治中这一良苦的用心，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有此意，故颔首赞同，并于三月二十八日电溪口蒋介石，张治中定于二十九日去溪口，当面报告政府所定的和谈腹案。
诚如前文所述，张治中的所作所为是有悖于蒋介石初衷的，故蒋氏接电后冷然一笑，不仅未领张治中溪口之行的美意，相反还对蒋经国说了这样一句话：“他来不来无所谓。”
对此，蒋经国是深谙蒋介石的天机的，遂于当天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段文字：“像这样的人，到北平后，如不投降，那才是奇迹呢！”
连日商议赴北平和谈的人员全都离去了，“总统”府又剩下了李宗仁一个人。这时，李宗仁又感到一股强烈的孤独感向他袭来。当他的双目再次看见《预拟与中共商讨之腹稿》、《国防部对于国共停战协定最低限度之要求》之后，他又下意识地发出这样的自问，“毛泽东是否也在忙于制定和谈文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