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怕得罪或不得罪共产党的问题，而是德公你在舞台上刚扮演一个白脸，现在马上又来唱花脸，这怎么说得过去呢？保持着一个‘和平的总统’不好吗？”黄启汉一看摇首喟叹的李宗仁，又进而说道，“要发表这种讲话，为什么不由何敬公或白健公去讲，非要德公你讲不可呢？”
这时，侍奉在侧的夫人郭德洁女士也忙插话道：“是呀！让他们去讲好啦。何必样样都拉到你身上来呢？”
接着，李宗仁迭连收到人民解放军渡江大获成功的消息，他那本来就不平静的心湖猝然掀起了狂澜。他清楚，江防一失，他企盼的“划江而治”的美梦就彻底地破产了！就连他这位代“总统”的官邸所在地南京，也就要让给人民解放军了。此时此地，此情此景，他怎能不思绪万千且又不堪回首呢！……
李宗仁自去年三月二十二日由北平南来参加副“总统”竞选，整整一年又一个月零一天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这位末代“总统”的心境比当年李后主好不了多少，所不同的是，他戎马一生，难以给后人留下苍凉的诗词。诚如史学家所形容的那样：“为所谓党国尽忠吗？他不仅要继续受幕后蒋介石的制约，而且还要代蒋介石受过，承担国民党在大陆覆亡的历史责任。接受毛泽东善意的劝导而留在南京不动吗？莫说他无力打碎套在自己脖子上的传统文化枷锁——取义成仁，决不投降，就连蒋介石安插在他周围的特务，也会对他采取断然的措施。”结果，他随着“主和”思想的逝去，遂又逐渐地关上了所谓的“降将”之门；摆在他面前的就只有和中共较量——为所谓党国殉葬一途了！
李宗仁行伍出身，自然看重军事实力。二十余年来，他就是仰仗着桂系军事集团而生存而发展，而坐上代“总统”的宝座。然而时下的桂系的核心人物黄绍竑再次舍他而去；留居北平的刘斐等人未来的行踪难以预料，白崇禧所借重的李济深公然站在中共一边；就连桂系中那些二三流的人物刘仲容、刘仲华、黄启汉等人想些什么，他也无从知晓！平心而论，桂系中唯有白崇禧是反共到底的，但白氏手中那点军队又能支持多久呢？这反共到底的底又是什么呢？李宗仁想来想去，真的有点不寒而栗了！
恰在这时，夫人郭德洁近似抽泣着问道：“南京还能待几天？我们该怎么办呢？……”
虽说郭德洁被南京上层某些达官要人讥讽为“乡下姑娘”，但李宗仁心里清楚，她也有着和宋美龄一样的想当第一夫人的念头。这些年来，她跟着李宗仁历经无数次胜利的惊喜和失败的悲苦，终于圆了当第一夫人的美梦。可出乎她所料的是好梦不长，遂又被解放军渡江的枪炮声惊醒，这怎么能使她不伤心呢！
李宗仁为了安抚妻子，淡淡地说道：“为了安全起见，你先飞回桂林去吧！”
接着，李宗仁请黄启汉陪着郭德洁等眷属飞返桂林。然而这时的黄启汉已打定主意投靠人民，不再跟着李宗仁走下去了，遂推说自己的家眷在上海，需要到上海去一趟。事已至此，李宗仁也不勉强属下，改由秘书黄雪邮陪郭德洁等眷属飞返桂林。
石头城已经隐隐听到人民解放军的大炮声了！李宗仁于是日上午召集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高级将领会商应对战略。最富讽刺意味的是，李宗仁这位代“总统”依然不是面对现实，而是继续唠唠叨叨讲他与蒋介石这一年又一个月零一天的恩怨：“蒋先生生性便是极端狭隘的人，他断不能坐视我取他而代之。他所以要把汤恩伯撤往上海，目的是要争取时间，抢运物资。然后把汤部精华撤往台湾，另建一个小朝廷。”可以想见，与会者谁会有心听他大讲与蒋介石的是是非非呢！
白崇禧为了转移话题，再次提出，既然南京不保，东南半壁也很容易落于中共之手。他主张“京沪两地，把汤恩伯的主力移至浙赣线和南浔线，与他指挥的约四十万华中部队成为犄角，以固守湘、赣，防止敌军进入西南”。为论证他提出的战略正确，遂又底气不足地说：“抗战八年，我们就是按此行事的。武汉失守，湘赣不保，我们还可以退守四川，经营西南半壁江山嘛！”
李宗仁乃至所有与会者是同意白崇禧提出的退守四川、经营西南的战略的，这并不是白崇禧有什么过人之处，因为与会者都知道这一战略的发明者是蒋介石。换言之，欲要落实这一战略方案，必须由蒋介石下达命令。另外，何应钦等还清楚，蒋介石在退守西南之前，还有一个引诱美、英等国出兵干涉的守上海而不守长江的战略意图，故谁也不明确表态。对此，李宗仁也知其欲言而不语的真谛，遂主动建议：“能否执行健生的计划，皆取决于蒋先生的态度，我建议明天——也就是二十二日，在座的诸位一道飞往杭州，听听蒋先生的意见。”
这就是被李宗仁事后称之为没有办法的办法，在座的与会者又无计可出，也只好遵命行事了！
事有凑巧，李宗仁在同一天收到了蒋介石发来的电文，约其在杭州举行会谈。虽说这和他定的杭州之行的计划不谋而合，可他由于吃蒋介石的亏、上蒋介石的当太多的缘故，竟然下意识地发出了这样的自问：“蒋某人约我赴杭州的用意是什么呢？……”
诚如前文所述，蒋介石支持李宗仁和谈的目的是拖延时间，等待长江汛期的到来，借此天赐的时机重整旧部，并寄希望国际猝发的事端，继续和毛泽东在神州大地一争天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毛泽东早已洞察蒋介石的一切，决不给蒋以喘息之机，毅然发动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战役，这就完全打破了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接下来，蒋介石就要执行守上海而弃长江的战略计划，能否协同共防，主要看李宗仁与手握重兵的白崇禧的态度。这就是蒋介石约见李宗仁的第一条原因。
其次，就在李宗仁与何应钦断然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的同时，蒋介石“为使李宗仁安心主政，尽其职守，不致动摇与逃避起见，决定约其定期面晤，切实商定办法。而其原则有二：（一）彻底坚持剿共政策，不能再有和谈。（二）应使政府不能再与共党中途谋和，否则等于自杀”。
再其次，和谈破裂之后，江防一线被人民解放军一夜之间突破，形势急剧逆转，用蒋经国的话说：“父亲仍坚持原有主张，为使李宗仁能全权负责主政，不致动摇规避起见，乃于本日邀约李宗仁与何敬之、张岳军、吴忠信、王世杰诸先生在杭州举行会谈。”
对此，李宗仁一无所知。但白崇禧为他出的腹案却是：以退为进，用所谓“摊牌”的举动，逼迫蒋介石彻底交权。
李宗仁和蒋介石的会谈是在杭州笕桥航校举行的。一见面，蒋介石就故作轻松地问道：“德邻，你对于和谈还有什么打算？”
这句寻常的问话，的确刺伤了李宗仁的自尊心，因为在他看来，主战的蒋介石“胜”了他这位主“和”的代“总统”。他几乎是下意识地答说：“我准备再派人去北平商谈一次。”
“不用了，不必再谈了。过去共产党因为在军事上没有部署好，所以才同意和谈，现在他们已经过江，再没有谈判的余地了。”蒋介石说罢取出一份电稿，又说道，“这是一份通电，准备由我们二人联名发出，声明共产党毫无诚意，和谈已经破裂，中国国民党政府昭告内外，将继续作战到底。”
李宗仁不曾料到蒋介石有此一手，他为达到自己杭州之行的目的，也转弯抹角地说：“我是为和谈而来的，如果继续作战，最好还是总裁复职。”
蒋介石也未曾料到李宗仁会来这一手——对联名通电不置可否。诚如程思远先生事后评述的那样：“蒋那时注意到美国人的态度，无意复职，只好说‘今天只研究政策，不谈任何人的进退问题’，从而把会谈中心转移到党政联席上去。这样，蒋既不能强迫李宗仁签字联名通电，而李宗仁企图与蒋介石‘摊牌’之议也就胎死腹中。”可以想见，蒋、李这种推诿扯皮式的会谈是难以继续下去的！
李宗仁也自知自己不是蒋介石的对手，二人走进旁边一间不大的客室，刚刚坐定，就一反以退为进的策略发起了进攻：“你如果要我继续领导下去，我是可以万死不辞的。但是现在这种政出多门，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做事，我如何能领导？”
蒋介石绝不上李宗仁的当，依然固守既定的战略：无论你李宗仁如何明确要求权力，我此时此刻均避而不谈。他反复说：“不论你怎样做，我总归支持你。”
李宗仁与蒋介石相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在权力之争中爱面子，决没有达到蒋氏那样不择手段的地步。他经常明知蒋装假，又不愿当面给蒋下不了台，把事情弄僵、弄糟，这就给蒋介石留下了一个很大的人情空子可钻。请看李宗仁事后这段记述：
蒋先生说话的态度，真是诚挚万分。我如对他提出任何要求，他都会一口答应。此时南京已危在旦夕，国之将亡，我们当国者的心境实有说不出的辛酸。在这种情况下，蒋先生既然一再说明，全盘由我负责，我如逐条列举要他答应交出，反嫌小气。我本人一向是个不为己甚的人，所以也只能轻描淡写提出。这是我不能破除情面的。
结果，李宗仁不仅勉为其难地继续行使代“总统”的职权，而且还与蒋介石郑重商谈，一致决议四事如下：
（一）关于共党问题，政府今后唯有坚决作战，为人民自由与国家独立奋斗到底。
（二）在政治方面，联合全国民主自由人士，共同奋斗。
（三）在军事方面，何敬之将军兼任国防部长，统一陆海空军之指挥。
（四）采取紧急有效步骤，以加强本党之团结及党与政府之联系。
所谓的“杭州会谈”就这样以蒋介石完全的胜利结束了！对此，白崇禧就像是吃了一只苍蝇，遂借口回武汉部署江防，当天乘专机飞去了。自然，李宗仁也像是一只斗败的公鸡，婉谢何应钦一同去上海的邀请，怆然飞返南京。
是日傍晚，李宗仁的座机安抵南京，“四郊机枪之声不绝，首都一片凄凉。平日最繁华的通衢大街，如中山路、太平路等地商民全部关门歇业，街上行人绝迹，只有少数部队在作撤退的准备。”
当晚，京沪卫戍总司令汤恩伯奉召来谒李宗仁，汤说：“敌军已迫近城郊，本晚或可无事，但务必请代总统至迟于明日清晨离京，以策安全。”
四月二十三日清晨，汤恩伯又来电话，催促李宗仁起飞。李“洗既毕，略进早餐，乃招呼总统府侍卫长李宇清备车往明故宫飞机场。总统府随员三十余人亦乘吉普车随行，渠等多通宵未睡，面色惺忪而紧张”。
车抵机场时，专机已打开发动机。李等进入座机，飞机旋即升空，在南京上空盘旋两周。“斯时东方已白，长江如练，南京城郊，炮火浓”。驾驶员入机请示飞航目标。李宗仁说：“先飞桂林。”飞机即转翼向西南飞去。从此，南京对李宗仁而言就不堪回首了！恰在这时，李宗仁不仅想到了毛泽东，而且也想起了坐镇溪口的蒋介石，感情复杂地暗自说道：“看你在溪口还能稳坐几时！……”
四月二十三曰，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之后，蒋介石清楚地知道：这不仅是他苦心经营二十余年的南京国民政府的结束，同时也是他留居溪口三个多月的幕后指挥生活的终了。是日深夜，他坐立不安，忽而眺望故乡山峦夜影，忽而巡视蒋氏祖产丰镐房，大有“窃念家园虽好，未可久居”的悲凉情感。有顷，他为了冲淡一下这怆然的氛围，叫来了孙子和孙女，故作笑颜地问道：“溪口好，还是南京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