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在中共中央军委及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完成渡江作战以及攻占南京之后，毛泽东立即通过新华社向中外宣布：“在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攻击之下，千余里国民党长江防线全部崩溃，南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已于昨日宣告灭亡！”接着，毛泽东在继续指挥、部署渡江后各种战役的同时，还要关注南京等江南新解放城市的接管以及随之而来的涉外事件。
毛泽东作为军事战略大家，他清楚千里长江防线的突破以及南京的攻占，仅仅是我军阶段性胜利的标志，而衡量敌人是否彻底败亡，还需要完全、干净、彻底地消灭国民党残部所有的有生力量。为此，毛泽东根据敌军纷纷向浙赣线及杭州、上海撤退的情况，迅速批准总前委调整进攻部署：
令渡江东集团和中集团主力不顾一切疲劳，不为小股敌军钳制，分别沿丹阳、金坛、溧阳及大湖四侧之线和南陵、宣城、广德之线向长兴、吴兴地区疾进，切断宁杭公路，完成战役合围，歼灭镇江、南京、芜湖地区南逃之敌；以中集团一部迅速向杭州挺进，第八兵团部率第三十五、第三十四两个军担任南京、镇江地区的警备任务，第十兵团的第二十九军东进取苏州，向上海方面警戒，解除西集团第四兵团之沿江东进任务，改为与第三、第五兵团并肩向浙赣铁路挺进，追歼逃敌，控制浙赣线，确实切断汤恩伯集团与白崇禧集团的联系，保障第三野战军歼灭包围之敌，同时，以第三兵团的第十军担任安庆、芜湖等地的警备任务。
我胜利横渡长江的各部人民解放军接到命令之后，“不顾疲劳，不待辎重到达，克服阴雨连绵、道路泥泞等困难，向指定地区兼程疾进。四月二十六日，中集团之第九兵团主力及第七兵团一部通过广德，东集团一部进抵天王寺、宜兴一线，并在溧阳以西、以南地区歼敌一部。二十七曰，东集团第二十九军进占苏州，东、中两集团主力一部会师于吴兴，将由芜湖、南京、镇江地区南撤之敌第四、第二十八、第四十五、第五十一、第六十六等五个军包围于郎溪、广德山区。中集团之第七兵团主力沿安吉、武康之线向杭州挺进。接着，我军对被围之敌发起攻击，经两日战斗，于二十九日将敌八万余人全部歼灭”。与此同时，我西集团主力向敌发起追击战，“先后歼敌第六十八、第八十八、第一零六、第七十三军等各一部，残敌纷纷向福建、浙东逃窜。我军即控制了义乌至东乡段四百余公里的浙赣线。西集团的这一行动，不仅割断了汤（恩伯）、白（崇禧）两集团的联系，粉碎了敌人在浙赣线组织顽抗的企图，而且扩大了预定的战役范围，为下一步进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胜利完成百万雄师过大江，并攻占南京之后，在进军全国的战略性质上也发生了根本变化：那就是集中军事力量首先夺取大中城市，然后再以城市为中心解放江南广大的农村。因此，毛泽东在作出追歼江南逃敌，完成对上海军事合围的同时，还必须集中全力做好接管大中城市的工作。也就是在我军攻占南京的当晚，“南京留平代表团已与南京金陵女大校长吴贻芳及市参议会议长陈裕光讲好，要他们联络各界，负责维持城内治安，防止破坏，静候解放军入城接收。”同时，毛泽东收到南京治安维持委员会的电报：“南京人民为安全计，联合发起各界组织治安维持委员会，推马青苑为主任委员，吴贻芳为副主任委员。地方尚称安定，恳请电饬金陵外围野战军，对南京予以和平接收。”翌日——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电令总前委：“请你们迅即令知三十五军或其入宁接受部队，迅即入城维持秩序，并与马青苑、吴贻芳等接洽，确保南京治安，并注意保护各外国使馆。小平、陈毅二同志应即率华东局机关入城主持一切，刘伯承同志（早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被任命为南京市长兼市委书记）率领机关亦望早日去南京。”
毛泽东作为一代大政治家，不仅熟悉中国的历史，而且也及时掌握随时随地发生与变化着的情况，为了使得长年跟着他在农村打天下，却没有城市工作经验的军队能够完成接管城市的任务，他学着当年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等在夺取天下的过程中，都对自己的部属约法限制的样子，遂亲自起草并以他与朱德总司令的名义颁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公告，宣布约法八章：
（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和其他一切公益事业；（五）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所有国民党政府大小官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六）一切散兵游勇，均应向当地人民解放军或人民政府投诚报到；（七）有准备有步骤地废除农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八）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周恩来阅罢这“约法八章”，知道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接管江南大中城市的纲领，当即郑重地说道：“好，十分及时！建议我们的电台立即广播两到三天。”
“我赞成！”朱德又加重语气补充道，“今后，凡是解放上海、武汉、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都要重播几次。”
“好！我立即批给乔木同志，请他执行。”毛泽东说罢遂走到桌前，提笔在这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上作了如上批示。
“主席，”周恩来严肃地提出，“下一个战役是上海，除去确立具体的战役方案，恐怕从现在开始，就要下大气力制定好接管这座既是东方冒险家的乐园，又是我国近代无产阶级集中的大城市的计划。”
对此，毛泽东是赞同的。他早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前夕和初期，就曾数度来到上海，对我国这座最大的城市和工商业中心是非常了解的：这里是诸帝国主义国家侵略我国的主要基地，猬集着各种反动势力，政治情况复杂，为了达到既要歼灭敌人，又要完整地接管上海，以利于今后建设之目的，同时，还要为接管江南诸大中城市，以及管好全国经济积累经验，他沉吟片时，很是深沉地说道：“接管计划固然重要，但执行计划的班子则更为重要。由于上海是我国工业重心所在，不法资本家一定会在经济战线上和我们进行较量。为此，我认为陈云同志应该入关、升帐了！”
对此，中央书记处尤其是在上海、武汉、重庆等江南大城市战斗过多年的周恩来非常同意毛泽东的这一建议。接着，毛泽东又说道：“未来上海的市长，早在西柏坡时就选定了陈毅同志。我认为，如要接管好上海，还必须给陈毅同志配备既熟悉上海、又懂经济的干部。我看，这项任务就交给恩来了。”
对此，周恩来心里有数，并早做好了安排。他立即电示香港工委，要多年在上海工作、战斗的潘汉年、夏衍、许涤新三位同志动身北上，来北平接受任务。
虽说毛泽东为我军制定了“约法八章”，但是，数十万计没有见过大城市的解放军，一旦占领像南京这样大的城市，违纪事件是一定会出现的。举例说，我三十五军进入南京之后，由于广大的指战员对美国的仇视，竟然未经请示擅自闯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住宅，与司徒雷登发生了纠纷，并招致美国政府的抗议。对此，毛泽东感到问题十分严重，遂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于四月二十七日给粟裕并告总前委、刘伯承等发电指出：“必须立即引起注意，否则可能出大乱子，其经过情形速即查明电告，以凭核查。”三十五军进入南京纪律严明，外国反映极好，但是侵入司徒住宅一事做得很不好。由此，毛泽东想到上海是外国人集聚的大城市，又是各帝国主义利益的所在之地，如在接管过程中发生意外，将会产生重大的国际影响。为此，他在批评三十五军侵入司徒雷登住宅的同时，又给总前委等发去电令：
（一）你们不但要部署攻击杭州，而且要准备接收上海，以便在上海敌军假如迅速退走，上海人民要求你们进驻的时候，不致毫无准备，仓促进去，陷于被动。（二）美国驻上海军舰为避免引起纠纷，有于二十六日下午撤退至长江口外之传说，是否如此特征。（三）如果美舰撤退，杭州又受威胁，国民党在沪军队有迅速撤走可能。加以上海资产阶级不赞成在上海打仗，故上海和平解决之可能性甚大。（四）为着多有一些准备时间，不使国民党过早退出上海、我军仓促进入上海，请粟（裕）张（震）注意不要使我军过于迫近上海。同时，争取在数日内完成进驻上海的准备工作，以便在国民党迅速退出上海时，我军亦不致毫无准备地仓促进去。（五）何时进驻上海，须得我们批准。
四月二十七日，邓小平偕陈毅告别合肥来到南京，踏着满地狼藉的纸张进入蒋介石、李宗仁发号施令的“总统府办公室”。从这天开始，陈毅这位未来的上海市长就全身心地投入到接管上海的工作。接着，南京市军管会主任刘伯承在部署好挺进浙赣线的行动后，遂于四月二十九日率第二野战军领导机关由桐城进入南京市。说到当时形势的紧迫，任务的繁重，从刘伯承一行进南京的经过可窥一斑。
四月二十九日，刘伯承一行奉毛泽东的电示，风尘仆仆地赶到南京对面的码头。“在苍茫的暮霭中，扬子江畔一片沉寂。道旁的店铺，几乎家家大门紧闭。偶或也有门扉半掩的，但很少人出入，显得十分萧条。被敌人丢弃的破车烂炮触目皆是。稍远处，黛色的群山渐渐失去光亮，间或传出凄厉的枪声和转瞬即逝的信号弹光。这一切，表明蒋军残余尚未肃清，南京城并没有安宁。”刘伯承的随员坐着徐徐驶向南岸的轮渡，兴奋地望着灯火闪烁的南京市区，期待着快些踏上“钟阜龙蟠，石城虎踞”的形胜之地。但是，“由于临行仓促，事先未及与南京警备部队联系，过江后，只好包租了一辆公共汽车乘坐。”当司机询问开往什么地方的时候，刘伯承的警卫员突然拍着额头大叫：“唉呀不好，还没有叫人号房，这么大的一个南京城，车子该往哪里开呢？”
同行的所有随员闻声愕然，唯有刘伯承听后呵呵大笑，近似玩笑地说：“到了家门口，反倒找不着家了。”他说罢看了看大家那期盼的表情，就像发布作战命令那样果断地说道：“叫司机直开‘总统府’，到了那里就好办了。”
就这样，陈毅在伪总统府迎接了刘伯承。两位老战友在这样的地方相会，兴奋得大笑不止。但是，当他们谈到如何接管好南京这样的大城市之后，又都露出分外沉重的表情。因为他们清楚：从现在开始“收京入沪”的军事斗争已经让位给接管城市、搞好经济建设了！换言之，他们已经从百战沙场走向十里洋场，并成为南京、上海的一市之长了！那时，就连不少友好之士都发出这样的疑问：“将军战则善胜矣，治民理财之道通否？共产党在马上得了天下，治天下能否长久？”对此，陈毅也曾公开讲过这样一段话：“进上海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败仗。共产党员要意识到这一点才是聪明的。”简言之，一场比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更为艰难的城市大战开始了！
毛泽东是一位知人善任的政治战略家，他相信陈毅、刘伯承这两员需将，一定能够在不久的将来指挥好这场新型的接管城市的战斗。因此，他的战略视野依然放在采用军事的手段夺取上海的胜利上。在这期间，他明令指示：“为使汤恩伯在上海稳住一个时期，以利我军先取杭州，然后有准备地夺取上海，我们认为，你们暂时不要去占苏州、昆山、太仓、吴江、嘉兴诸点，让上述各点由汤恩伯守起来，使他在上海尚不感觉直接的威胁。”但是，当他获悉我军已经攻占苏州之后，他又于四月二十九日发出电令：“我军既已占领苏州，似宜在苏州停止，让昆山、太仓、嘉兴暂时留在敌手；我军应在常熟集中重兵，密切监视上海情况，防敌经海路逃跑。一经发现敌有从海上逃跑的象征，立即攻占吴淞，控制浦江出口。但须事先严戒部队，到吴淞后避免和外国军舰发生冲突。不得中央命令，不得向外国军舰发炮，至要至要。”
宁沪杭地区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所控制的防区，中原重镇武汉则是桂系白崇禧的地盘。毛泽东一是鉴于我第四野战军刚刚完成平津战役，近期难以迅然挥师南下，进逼湖北长江北岸；再是为了利用蒋、桂在权势方面存在的矛盾，进而达到拉桂、打蒋的战略目的，多次与白崇禧等桂系军事将领进行秘密谈判作出希望和平解决两湖、两广的姿态。但是，时下在北平的和谈失败了，桂系的天平又猝然向着蒋介石一方倾斜，毛泽东根据敌变我亦变的军事原则，于四月二十八日向林彪、罗荣桓等发出《应迅即准备接收汉口汉阳两城》的电令：
（一）和谈破裂，桂系亦从来没有在具体行动上表示和我们妥协过，现在我们亦无和桂系进行妥协之必要。因此我们的基本方针是消灭桂系及其他任何反动派。但是，我四野主力还要一个多月才能到达汉口附近，接收汉口的准备工作尚未做好，因此，白崇禧和中央联络的电台暂时仍不割断，萧（劲光）陈（伯钧）前线亦遵守前定界线不要超越，以免刺激汉口敌军惊慌，撤走得太早。在此意图下，如果滠口秩桥不十分重要，不十分难于修复，最好暂时不去抢占。但是如果滠口铁桥十分重要，被敌破坏后十分难于修复，则可以早日去抢占。但是抢占滠口后，白崇禧即可能放弃汉口汉阳两城，萧陈及中原局应准备早日接收汉口、汉阳。此事究以如何处置为适宜，本日已与林彪同志当面谈过，由林彪同志负责考虑答复，请萧陈及中原局向林再提供意见。……（四）无论怎样，萧陈及中原局应当迅即准备接收汉口汉阳两城，以免敌人退走，仓促接收，毫无准备。
正当毛泽东全身心地指挥消灭国民党残敌和接管江南各大中城市的时候，很感突然地获悉他的诗友柳亚子先生因举手打管理人员，受到周恩来严肃批评的消息。由此，毛泽东不仅揭开了柳亚子写诗呈他的原委，而且也使他不得不思虑如何抚慰这位老友的方法。另外，由于诗界对柳亚子先生与毛泽东的和诗素无定评，容笔者简介如下：
柳亚子，原名慰高，又名人权、弃疾，字安如，一字亚庐。他于一八八七年生于江苏吴兴。早年投身革命，是著名的爱国人士，后组建诗坛有名的南社，成为一代诗坛盟主。不久，加入同盟会，后转入国民党。曾历任国民党江苏省执委会常委兼宣传部长，后又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候补委员，始与柳亚子相识。当时，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并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与积极拥护三大政策的柳亚子先生时相过从，二人在论政的同时也常常谈诗说文。这段交往给他们二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柳亚子先生在诗作中唱的“珠江粤海惊初见”、“粤海难忘共味茶”，就是记述他与毛泽东这段难以忘怀的人生经历。
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毛泽东愤于革命的失败，不仅提出了“政权是从枪杆子里面取得的”论断，而且还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开往井冈山，建立了红色革命根据地。业已与蒋介石决裂的柳亚子先生闻后唱出了“神烈烽头墓草青，湘甫赤炽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在那种白色恐怖笼罩的岁月里，他竟然在两列宁诗下自注：“孙中山，毛润之”。这足以看出他对毛泽东的敬重。之后，他还写过数篇怀念和颂扬毛泽东的诗词。诚如世人所知，毛泽东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谈期间，柳亚子先生得与毛泽东久别重逢，欣喜之余，曾写了一首七律《赠毛泽东老友》。他在诗中唱道：“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而毛泽东向柳亚子抄赠旧作《沁园春。雪》。几日后，山城，乃至于全国很快都在放声歌唱“北国风光”！自然，在这期间他们二人还有许多有历史意义的交往，因多有专文行世就略而不述了！
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周恩来等非常关心在香港的民主人士，通过地下党组织设法把他们辗转送到北平，参加新中国的创建工作。柳亚子于二月二十八日和叶圣陶、陈叔通、马寅初等由香港北来北平。柳亚子于三月二十五日随诸老到西苑机场迎接毛泽东。当晚，毛泽东设宴颐和园益寿堂答谢。自然，在这种场合两位老友只能表示胜利的喜悦。不久，毛泽东收到柳亚子那首《感事呈毛主席》七言律诗，一直不解诗出何意，更不明白诗人为何唱出“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的诗句。今天，他方恍然大悟，是事出有因的：
柳亚子入住颐和园之后，有关部门为他配备了一位警卫员负责安全，选了一名副政治指导员做管理员，负责他的生活。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忙于国共和谈等国家大事，顾不上前来问候，他作为国民党元老遂产生了一种失落感。另外，柳亚子生于江南，一直过着舒适的生活，很难体谅刚刚解放的北平的供给情况。一天，他提出要吃炒青豆，要吃鲜黄瓜。这位管理员认为“这类菜要等到七月才能上市，现在尚早，便以为没有，就没有买回来吃上。因而，惹得柳先生有气，询问之间就打了管理员一记耳光”。诚如当事人所记：“柳先生此举，并不单单表示对管理员个人做法的不满，而是一种情绪的反映。他曾对工作人员讲，‘如果再没人管，就吊死在颐和园’，‘是让他坐了冷板凳了……’给人以寻短见的印象。”同时，他给毛泽东写了那首诗，借诗表示他内心的不满。
不久，这件事情惊动了周恩来。当他听说柳亚子在颐和园发生的这些事情之后，便说：“我要去见他，要批评他。”
有关周恩来批评柳亚子先生的情况，当事人赵桂来作了记述：
这一天，周副主席预先通知说，他要在颐和园听鹂馆饭店摆一桌饭，他和邓颖超请柳先生夫妇，还请我和颐和园另一位同志出席作陪。
在预定吃饭的时间，周副主席和邓大姐提前来了。在听鹂馆的一处休息室，他先让我把事情发生的经过再讲一遍，还问了一些细节，显然在核实材料。周副主席在处理问题，作出结论之前，总是要了解核实事实的基本情况，才肯进行处理，决不只靠汇报处理问题。
周副主席特意告诉我说：“我不会陪他们吃完的，这里有邓大姐在，你们陪他，饭后要送他回寓所，保证安全，不要发生什么事情。”
一切都在正常进行，宴请的主人来了，客人也依时到达，大家热烈寒暄，邀请入座之后，周副主席首先举杯，祝柳先生夫妇愉快健康。而干杯之后，还没举箸品尝蔬菜之际，便说起了柳先生与管理员之间发生的那件事情时，周副主席严肃地说：“柳先生，这件事情你做得过分了。我们的朱德总司令，影响大不大，职务高不高，可他从来没有打过任何一个警卫员、管理员。没有，没有动过一个手指头！打人，在我们这里是不允许的，对战士应当和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