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张澜和罗隆基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亲自关照下被我地下党营救脱险的。当张澜老人与罗隆基获悉这一营救过程之后，他立即给毛泽东发去一通感谢电。同时，也表达了他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统治区胜利进军的祝贺！
或许是毛泽东非常重视他与张澜之间的忘年情谊，抑或是他急于听到他所尊重的张表老对筹建新中国的意见，他收阅张澜的电文之后，遂提笔写回电：
表方先生：
艳电敬悉。革命战争迅速发展，残敌就歼为期不远。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亟盼各方友好共同致力。先生及罗先生准备来平，极表欢迎。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
六月一日
接着，毛泽东又全身心地投入到筹谋新中国的内政、外交等大事中去了！说到外交，毛泽东在这期间紧紧抓住美国、苏联两个国家大做文章。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毛泽东是十分重视与美国的关系的。他通过黄华这一官方渠道，时时与留驻南京的司徒雷登保持联系。就在召开新政协筹备会议期间，为解除司徒雷登的疑虑，毛泽东曾通过燕京大学的陆志韦以及黄华转话：同意司徒雷登燕大之行。对此，司徒雷登在日记中写下这段话：“傅（泾波）拜访了黄华，被告知收到陆志韦的一封措辞强烈的信，同意我去北平访问。据说毛（泽东）、周（恩来）衷心欢迎我去。”与此同时，他又间接得到出席新政协筹备会议的陈铭枢发自北平的报告，同意他去北平访问。请看他写给华盛顿的报告：
我已间接地得到了陈铭枢的消息，他已与毛泽东和周恩来谈过话，他认为谈话结果完全令人满意。他报告说，他很快会经南京回上海，希望我能推迟原定的返美时间。虽然进一步的分析尚待我直接从陈铭枢那里得到消息才能作出，但我认为，他能如此迅速地见到这两位中共最高领导人，并得到他们的同意提前返回南方，这本身已很有意义。
毛泽东为什么欢迎司徒雷登访问北平呢？在他看来，司徒雷登此行的目的，正如司徒雷登说的那样：他“认为，北平一行与毛、周晤谈，有机会直接向毛和周表明美国的观点，表明美国对共产党进行世界革命的担心，并把有助于‘判断中共倾向的最权威的消息’带给华盛顿；另外还会加强中共内部比较开明的反苏势力，并‘表明美国富于想象和冒险的坦率态度，这一态度有助于改变中国的政治倾向，或许会对中美关系的未来产生有利的影响。’此行也会有消极后果，可能在国内引起批评使国务院为难……此行会提高毛泽东和中共在国内和国际的威望等等。但总的来说，此行还是有意义的”。对此，毛泽东很有针对性地对陈铭枢作了近似全方位外交的阐述。事后，陈铭枢写了一份详尽的备忘录，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中国革命分阶段简史；第二是人民新世界在中国出现；第三是介绍他对毛泽东及中共领袖的观感，对人民解放军、支前民工和共产党的干部与群众关系的深刻印象。请看陈铭枢写的在北平所见所闻以及对毛泽东等的印象：
我这次在北平看到，上到毛泽东，下于他们所有的人，都取消了正式拜访和类似的空洞形式。如果你因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见到某人，那么他们将会给你安排一次会见，或者不等你提出会见要求，就可能亲自来看你，那里绝没有寒暄。谈话仅限于讨论或解决实际问题。在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不表现出最普通人的一面，毛先生尤其如此。当一看见毛先生和蔼态度时，你立即会无意识地觉得“这真是一位人民领袖”。可以说，如果你脱离人民，你就见不到毛泽东。毛泽东就是人民。同样，如果你脱离人民，你也见不到中共，中共就是人民。至于他们的学习精神，他们对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制度——他们专门用这一制度来促进政治革新，并把它作为一种建设的动力。
对于司徒雷登反对中共及毛泽东提出的“一边倒”的外交方针，陈铭枢要求司徒雷登注意中共两个方面的原则内容：一方面是中共坚决反对一切外来干涉中国内政的帝国主义政策，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另一方面，中共愿意与任何国家在平等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和友好合作关系。毛泽东并不拒绝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他要求这种外交关系必须改变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的外交关系的旧格局，建立崭新的平等的外交关系的新格局，这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奋斗所要达到的根本目标之一，美国能够做到这一点，就能够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多年之后，美国学者对毛泽东上述意见作了追论：
毛和周委婉地暗示，他们可以接受美国的建议，接受包括美国准备改正错误，给中国以平等对待的表示。他们不会乞求，而是等待长期以来压迫中国的西方甘冒风险地迈出第一步。
但是，“司徒雷登从帝国主义者的立场出发，不能理解毛泽东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而是愚蠢地认为中共一定会‘乞求’。”为此，陈铭枢在备忘录中告诉司徒雷登：
要理解毛泽东先生和他的党对中国未来所担负的这种使命，我们就必须从根本上彻底理解前述两项主张的对立统一。我作这些解释，旨在帮助您正确判断，因为您在评论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的开幕式的讲话时，已表现出不赞成和怀疑。
与此同时，陈铭枢还转告司徒雷登：毛泽东很关心中美关系。中共对司徒雷登寄予了希望，可以说是对未来的中美关系所寄予的希望。
毛泽东历来把新中国的外交支点放在对苏关系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苏两党关系在未来两国外交关系的继续。因此，新政协筹备会议一俟结束，毛泽东就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刘少奇、王稼祥等一起商定中共代表团赴苏联访问的工作方针，并一一询问了访苏的准备情况。
说到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这件大事，容笔者扼要地回述如下：
四月下旬，国共和谈破裂后，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速攻占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国民党的统治宣告解体。从这时开始，毛泽东思考的重心逐渐由军事转向政治，由打败国民党转向筹建新中国。在此关键时刻，他深深地感到：“同联共中央直接交换意见，取得苏联对新中国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工作的了解和支持，已成为更迫切的事情。”为此，他于五月四日给斯大林发去电报，请求斯大林帮助完成经济建设等方面的任务。他在电文中恳切地说道：“不解决这一经济建设的任务，我们便不能巩固革命的果实，便不能完成革命。”不久，毛泽东收到斯大林的回电，要中共派出一个代表团秘密出访苏联，具体商讨有关两党，以及未来有关两国间的事宜。接着，毛泽东调回正在天津调查的刘少奇，决定组成以刘少奇为团长，高岗、王稼祥为团员的中共代表团，去苏联秘密访问。之后，刘少奇立刻投入紧张的准备工作：“他收集并分析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有关情报，准备同苏共中央和斯大林交换意见；并同中央有关部门研究确定所需苏联专家的数量；还约有关地区和部门汇报，准备同苏联交流工作经验。”刘少奇在参加完新政协筹备会议，并听取了毛泽东的有关意见之后，于六月二十一日由北平清华园车站动身，乘火车秘密出访苏联。
新政协筹备会议结束之后，很多领导同志劝毛泽东不要再回香山双清别墅，就留在中南海居住和工作。但是，毛泽东一是不愿看见李自成当年败走的紫禁城，再是他生性喜欢与群众在一起，因此断然谢绝了同志们的好意，遂又驱车回到了他喜欢的香山双清别墅。也就是在这前后，他指示有关部门，罗长子到达北平之后，我要见他。
罗长子是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对罗瑞卿的习惯称谓。罗时任第十九兵团政委，是太原战役主要指挥之一。早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他认为平津战役结束之后，华北战场上没有多少大仗可打了，为此，他向林彪提出：愿随第四野战军南下，多参加指挥打几个大仗。当时，林彪表示同意，并在毛泽东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提出，他赞成罗瑞卿随军南下。参加会议的彭德怀立即提出质疑：为什么不让罗瑞卿去西北，是不是担心我同他的关系搞不好？最后，毛泽东说：“是南下还是西去，待打太原后再定。”
在毛泽东未来新中国政府干部的配备中，罗瑞卿是有特殊任用的。在十年内战期间，罗瑞卿一直是红一方面军保卫部门的负责人，较好地完成了非常复杂的安全任务。新中国就要成立了，谁出任公安部部长呢？毛泽东暗自选中了罗瑞卿。一是打太原需要罗这位将才指挥，再是中央还未迁往北平，成立公安部还提不到日程上来，故毛泽东否决了罗瑞卿南下的请求。
中央迁往北平之后，保卫党中央的安全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解放后的北平，国民党潜留了大批的特务，散兵游勇、土匪小偷、银元贩子也到处为非作歹，更为可怕的是大量的武器流散在民间，被匪特以及各类黑社会组织利用，严重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为此，我军管会采用各种措施与之斗争。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破获潜藏特务匪徒策划的各种阴谋暴动案八十三起，总共肃清职业特务六千七百余名，查处散兵游勇三万七千余名。破获制造伪钞、盗窃、抢劫案件一万四千多件。收缴了大批敌特电台、枪支和炸药。”同时，我市军管会有关部门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些情况不得不使毛泽东考虑怎么办。但是，由于北平和谈、渡江战役等大事急需解决，故成立公安部依然没有提到日程上来。
上海解放之后，以陈毅为市长的军管会一边打“银元之战”，一边与敌人潜留下来的特务进行特殊的战斗。据史记载：那时的上海，“光色变幻的霓虹灯在闪烁。赌场、按摩院之多，上海为全国之冠。更有大小妓院几百处……上海流氓更多，聚赌抽头、拐卖人口、贩卖毒品、偷窃、绑票等等，都和流氓集团有关。公安局报告的材料说：接管上海头二十多天里已发生重大抢劫案五十多起，捕获匪徒五百余人，此外还有重大盗窃案、纵火案、伪造人民币案、冒充人民解放军奸杀外侨案……”不计其数！
与此同时，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特务案也已基本查清，其来龙去脉大致如下：
早在一九四六年春天，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美国驻华联络团东北分团团长沈乐甫，带领德国籍特务克律斯劳和日本籍特务雨田等来到沈阳，目的是建立由美国人直接控制的东北情报网络。不久，雨田物色了一个理想人物佐佐木弘经。此人不甘心日本在中国的失败，存有梦想恢复大日本帝国的邪念。因此，他当即表示愿意参加特务组织，受美国人的领导。很快，他化名张执中，用美国人的资金、电台、密码吸收了中、日、朝、俄、蒙等多国籍的特务三十余人，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网，遍及东北三省的大中城市。从此，这些特务以“行商”、“公出”为掩护，出入我东北解放区和中苏、中蒙边境地带，多方收集我党政军以及苏联远东地区的军事情报。辽沈战役发起之后，美国情报局制定了一个潜伏计划：要佐佐木继续埋藏在共产党的腹地，负责指挥这个颇有成效的特务机构；总部设在北平无量大人胡同，沈阳设总站，由坂下喜一负责。自然，这个特务网的总指挥部设在驻沈阳总领事馆。由于东北的形势发生了变化，这些特务除手执伪造的内蒙贸易局的身份证，继续以经商掩护情报工作外，坂下喜一等人还可以和美军驻上海联络团发生联系等。随着我们的“内线侦察”逐步深入，在七届二中全会前后，沈阳总领事馆的内幕渐渐地暴露了；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入主北平之后，设在无量大人胡同的据点也处在我“外线”侦察员的监视之下，就连佐佐木弘经也暴露在我侦察员的监视中。恰在这时，李克农又接到东北局我安全部门的报告：原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因动手打我工人一事，受到我公安部门的传讯，他对从事特务一事狡辩说“记者、外交官也搜集情报，但不能说成是特务”云云。
对这个以美国人为首的庞大的特务组织何时动手呢？李克农在与周恩来商讨过后，遂又赶到香山双清别墅请示：“美国原驻沈阳总领事馆的问题暴露无遗，大小特务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中，关于何时采取行动，周副主席让我请示主席。”
在李克农主持的保卫部门看来，原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中的特务案件是首要的大事；但是，在毛泽东看来，此事和中美关系相较又算不上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既然特务已经掌握在我们的手中，解决这件事情的主动权也就等于操在我们的手中。所以毛泽东淡然地答说：“最近，他们的司徒大使多次采取主动，近期又有可能来北平和我谈中美关系问题，为了不破坏这次会面的气氛，我看就暂时搁一搁，天不仅塌不下来，说不定你们还有新的发现呢！”
“就按主席说的办！”接着，李克农又报告，“据上海发来的情报，我们破获了一个潜伏在上海的特务集团，据他们的头头供认：退到台湾的毛人凤通过电台遥控指挥，一个以刺杀我领袖人物为中心的暗杀集团，正在刚刚解放的大城市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