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毛主席才是我们新中国真正的开国元勋！”
“表老太客气了！”毛泽东有意吸了一大口烟，“今天，我忆这件事情，依然是想对表老说，希望今后——也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重大政治问题上，民盟能与中共先交换意见，共同商讨，统一认识后，采取一致行动。”
“我亦依然答说甚好。当年，我们民盟和中共采取这样的办法，打倒了蒋介石，推翻了旧中国；今后，我亦深信只要民盟和中共采取这样的办法，必将能建成一个富强的新中国。”
毛泽东与张澜这次会见，可用“相见甚欢，畅谈忘食”八个字来形容。直到警卫人员传下话来“开饭了！”他们二人才离开客厅来到餐厅。毛泽东执晚辈礼，请张澜上座，然后又指着桌上已经摆好的四菜一汤，说道：“表老，说归说，做归做，进了北平以后，我给自己定了个规矩：在任何时候，都不允许拿着老百姓的血汗钱挥霍！所以，今天——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都不会有好酒好菜招待你。但一定请表老吃得可口。”
张澜是历经清朝末年、北洋政府、蒋介石的民国三个时代的人了，从皇帝到走马灯式的总统、总理真是见多了，有哪一个当政者说过这样的话呢？又有哪一个比总统、总理小得多的政客、官僚用四菜一汤招待像他这样地位的客人呢？因此，他听后非常激动地说道：“主席，这就是你们共产党人得人心、得天下的原因所在啊！说心里话，我愿意出席你这样的宴席！”
毛泽东听后也有些激动地站起身来，拿起酒瓶为张澜和自己相继斟满酒杯，然后放下酒瓶，端起自己的酒杯：“来！为表老永远出席我毛泽东的宴席，干杯！”
毛泽东在组织、筹备新政协会议，以及在与有关民主党派领袖探讨新中国的过程中，他感到党内外还有不少人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国家性质、各个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作用，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外交政策以及发展前途等一些重大问题，是不清楚或不甚清楚的。他认为很有必要在理论上作出回答，以便解决党内外一些人的思想问题。为此，他在拜会张澜的当天——六月二十四日，给胡乔木写了一信，要他“写一篇纪念七一的论文”，“拟一单纪念七七的口号”，并明示“你起草后，我给你帮忙修改，你可节省若干精力”。同时，他还在信中告诉胡乔木：他看了发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英美的外交——特务外交》一文甚有用，请令全文播发，提起警惕性。”当时，由于胡乔木被一些工作缠身，挤不出时间执笔完成毛泽东交给的任务，遂交由另外一位同志去写。由于这位同志当时不了解筹备政协过程中一些带有全局性的情况，特别不了解当时很有必要集中阐述人民民主专政的问题，自然就写不出这方面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只有自己动手。值得大书一笔的是，毛泽东连续写了二十四个小时，一气呵成一篇洋洋近万言的划时代雄文，这就是有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雄文不仅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民主革命的基本经验，同时还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思想。更为重要的是，他再次提醒全党：
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
毛泽东这篇《论人民民主专政》不仅回答了党内党外、国内国外对未来新中国内政、外交等方面的质疑，而且也向败退到台湾的蒋介石击一猛掌……
蒋介石自五月七日乘“江静”轮离开上海复兴岛之后，每天收到的消息不是城池陷落，要么就是国军投降共军，真是晦气极了！迨至五月十二日，蒋介石偕蒋经国到达舟山群岛，想安静地到北普陀山小憩，并借祈祷观音菩萨普度厄运，可这时毛泽东又下达了上海战役的命令，使他不得不又回到残酷的战争现实中来，继续收阅有关国军在上海失利的战报。
蒋介石自下野起始，对未来的“退守之地”就做过这样的安排：“第一步住溪口故乡，第二步迁至福州之鼓岭，第三步迁至厦门之鼓浪屿，最后才迁至台北之草山或澎湖之马公。”但是，由于上海眼见就要落入中共之手，遂又匆匆决定放弃迁至福建的设想，于五月十七日由舟山群岛直驶澎湖之马公，在此一边关注上海的失陷，一边部署福建的防务。
蒋介石一向重视福建地区。他“认为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台湾五省在政略上、战略上非常重要：除物资丰富外，在兵要地理上有沿海的凭借和便利，有国际盟邦的直接支援”。至于福建在这五省中的特殊战略地位，他曾对亲信讲过这样一段话：“福建非常重要，没有福建就没有台湾。”因此，蒋介石在下野之后，把最为亲信的侍从系的人事预为安置，其重点依然摆在闽、台地区。如“除留蒋经国、俞济时分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正副主任随在左右外，其原第三局主要人员一部安置在陈诚的台湾警备总部，一部安置在朱绍良的福州绥靖公署工作”。他退至马公期间，“一面要陈诚加紧训练由上海退回台湾的部队，一面到浙江定海视察舟山群岛兵要地理与守军情况”。同时，他还特意命亲信李某率独立第五十师去福州，要李“注意闽浙边区、闽粤边区和闽台之间的联系。你所带的独立第五十师是战略预备师，是美械装备，应好好训练，作为防卫福建的有生力量”。同时，他还命令蒋经国由马公岛飞福州，与福建省主席朱绍良商谈构筑防御工事问题。
上海解放之后，蒋介石偕蒋经国由马公飞台北，落脚于草山。据传云：失败中的蒋介石越来越迷信，当他踏上草山第一步的时候，就产生了到此“落草为寇”的念头，遂暗下决心为草山改名。当他把草山选作久居之地以后，就真的取他一生最为敬仰的哲学家——王阳明的名字改为阳明山。当天傍晚，他偕蒋经国等随侍视察高雄要塞。次日，在高雄召开军事会议，进一步研究台湾整军、防务及军政问题。也就是在这次军事会议上首次提出：“今后应以台湾防务为第一。”也就是在这一天，他授命陈诚向海内外宣布：台湾省政府经济独立，设立“台湾区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全省生产，由陈诚兼任主任委员。同时，还宣布设立“中央在台物资处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一职亦由陈诚兼任。从这一天开始，蒋介石就把自己未来的落脚点定在了台湾岛上！
也就是在蒋介石一步一步地部署退守台湾的过程中，他依然遥控广州的政局，继续与桂系李宗仁斗法，为自己从幕后走到台前制造借口，创造条件。他为了削弱李宗仁的政治实力，逼得何应钦内阁倒台。接着，他又在由谁组阁的问题上与李宗仁较上了劲。
何应钦内阁总辞之后，李宗仁首先想到居正。在李氏的心目中，“居正是党国元老，为人正派，敢作敢为，对蒋先生的态度一向是不卑不亢，非阿谀奉承之辈所能及。撑持广州危局，居氏实是比较理想的人选。”所以，李宗仁于五月三十日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以居正继何应钦为行政院院长。
远在台湾的蒋介石获此消息之后，他一是认为在此危难之际，由谁出掌行政院都是形式，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再是他清楚捧李宗仁上台的立法院中的某些委员，由于李氏左右摇摆、举棋不定的行为离他而去。为此，他以国民党中央总裁的身份发出指示：一切按法律程序办。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的要员们，谁都明白蒋介石如此而为的用意，因此诸位常委们一致通过李宗仁的提名：居正继任行政院院长。接下来，立法院行使同意授权表决的时候，居正竟然以一票之差未能通过。这使李宗仁的威信受到沉重打击。程思远先生认为失败的真正原因有如下三条：
一、推动和谈，主要是立法院的主和派。李宗仁拒签《国内和平协定》，事先不向立法院征询意见，致使他们大失所望，从而导致五月间留沪立委范予遂、武和轩、李世军等五十五人发表声明，脱离国民党政府，向中国人民靠拢。他们此举，大大削弱了李宗仁在立法院中的影响。
二、李宗仁五月二十一日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经过中央常委会审阅，修改得面目全非，而李并不坚持，立法院内的进步分子认为李已成为国民党顽固派——CC分子的工具，不再可能有所作为，因而去香港、澳门，静观风向。
三、过去立法院内的联络工作，主要是程思远负责，当时程留居桂林，而邱昌渭又过于自信，以为立法院仍和以往一样，绝大多数是拥李的，疏忽了临时的联系工作。以至于住在西濠口爱群酒店的韦永成、张岳灵两立委，没有接到开会通知。
蒋介石获悉这一结果之后，自然喜从心起。正当李宗仁继续思考，或曰征询有关方面的意见提谁组阁的时候，蒋氏在台北密电有关人士，由CC系抢先向李宗仁提出：由无家可归的阎锡山出面组阁。李宗仁虽然在谋略方面永远不是蒋介石的对手，但是他也清楚蒋氏要阎氏组阁的目的：那就是坚定地走反共路线。每逢遇到需要据理力争的关键时刻，李宗仁那种退让的弱点就又显现出来，他不顾身旁亲信的反对，竟然屈服于CC分子的压力，改提阎锡山为行政院长。自然，国民党中常会不会反对，立法院开会，也以二百票对五十票通过了阎锡山组阁案。就这样，李宗仁这位靠主和上台的代“总统”，开始与反共到底的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共事，其后果是可以预想而知了！
从此，李宗仁在政治上产生了极大的失落感。不久，他又听说：“蒋介石聆悉阎锡山受命组阁，显得非常兴奋，因为后者是一个为他所运用自如的人物。”这又使他感到：蒋介石在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院长期间，很快就要从幕后走到台前。因而，李宗仁在政治上又产生了失意感。
一个人，尤其是政治家在失意的时候，最感亲信和朋友的重要。李宗仁自桂林飞抵广州之后，最感痛苦的是周围没有亲人和朋友，遇有问题，连个说知心话的人都找不到。就在这前后，他陆续获悉一些与之奋斗多年的好友和部属相继离他而去了！其中最使他难过的是；黄绍竑负气出走香港，不会再为桂系出力；黄启汉借故留在上海，随着上海的解放，他公开投靠了中共；刘仲容留在北平，据说为中共创办外语学校；甘介侯赴美求援，滞留大洋彼岸未回；程思远因反对李宗仁飞赴广州，至今仍留在桂林；如果再算上刘斐与他和白崇禧决裂……留守广州的李宗仁就真的成了孤家寡人了！
当时，国民党中诸派系都看得清清楚楚：李宗仁在蒋介石的胁迫下，主和不能和，主战不能战，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走进了死胡同。他这位代“总统”就要走到尽头了！连他最亲密的合作者——桂系大将白崇禧业已在暗处向蒋介石靠拢；说到新上任的行政院长阎锡山，他打内心深处就瞧不起李宗仁，从他上任的第一天，就一心支持蒋介石由幕后走到台前。这位善工心术的阎锡山历经两个星期的观察，竟然拿着一纸写好的电稿，大摇大摆地闯进李宗仁设在广州迎宾馆内的官邸，直言不讳地说：“这是我草拟的一则电稿，请蒋先生来粤主持大局。如果你同意，就以你我的名义发给蒋先生。”
时局艰难，兄等持颠抉倾，辛劳备尝。感佩之余，时用系念，辱承约晤，能不遵行。兹拟短期内处理琐事完毕，决定行期，另电奉告。
蒋介石拟于短期内处理哪些“琐事”呢？一是迁居台北草山，成立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派定各组组长和设计委员会委员，把他的领导体制重新建立起来，并积极进行前来广州的准备工作；二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主要是中美关系——尤其是毛泽东与美国关系的变化，他逐渐形成一个外交战略行动，那就是组织东亚反共联盟。
蒋介石在筹组总裁办公室之前，他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公然提出设立最高决策机构——非常委员会，由他任主席，李宗仁任副主席，阎锡山、何应钦等任委员。这样一来，国民党的一切实权均转到非常委员会中来了，而所谓的“总统”府就更是有名无实了！自然，本来就没有多少实权的李宗仁就真的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了！另外，侍从室原有的亲信一直随侍身边，成立非常委员会只不过是换个牌子而已。因此明眼人一看便知，蒋介石采取这些组织措施，只不过是王顾左右而言他罢了！
蒋介石筹组所谓“东亚反共同盟”，即蒋氏企图联合菲律宾总统季里诺、南朝鲜总统李承晚，以东亚各国为核心组成一个国际反共联盟。实事求是地说，蒋氏形成“东亚反共同盟”的这一构想，也是经历了一个痛苦，或曰败退之中谋生存的一个漫长过程。
与此同时，蒋介石通过驻美大使获悉：在美国政府内正在辩论是谁丢掉中国的问题，一些当年在山城与周恩来及其属下有过来往、或发表过亲共言论的外交官正受到质询。在蒋介石看来，要不了多少时间，这一辩论的结果就会是反共派取得胜利，司徒雷登这些人就会被送上法庭。换言之，既然司徒无力改变毛泽东“一边倒”的外交路线，那么美国就会很快终止司徒雷登作为大使的使命。为此，他不屑一顾司徒雷登在前一段的所作所为。另外，他还清楚美国在无法改变毛泽东的外交方略之后，他们还会再支持他蒋某人，因为美国不仅不会在东亚留下权力的真空，而且更需要一支力量抗衡毛泽东未来的红色政权。
恰在这时，美国外交部远东司和联合国司联合提出由联合国托管台湾的计划，“主张美国立即争取尽可能多的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英国的支持，然后在联合国特别会议上提出由联合国在台湾举行公民投票，以达到由联合国托管台湾，实现台湾独立的目的；并由美国单方面宣布废除《开罗宣言》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规定”。接着，台湾再行过渡到由美国托管——变成美国一个新州的目的。对此，蒋介石只说了一句话：“我蒋某人不是汪精卫！”
蒋介石视台湾为自己的复兴宝岛，因此他绝不会赞成台湾变成美国的一个州。他清楚，美国搞的托管计划一旦得以实现，他连个州长都当不上。为此，他通知中华民国驻联合国大使，行使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坚决反对联合国托管台湾。也就是在毛泽东主持新政协筹备会议即将闭幕的前夕——六月二十日，蒋介石又接获驻日本东京代表团电告：“盟总对于台湾军事颇为顾虑，并有将台湾由我移交盟国或联合国暂管之拟议。”蒋介石听后颇为动容，当即电示该团负责人详告盟军统帅麦克阿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