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知先生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有故旧之谊，但时下为国共两党争天下，先生乃为我党元老，安能置三民主义于不顾，而就范于共产主义？愿先生三思！”
仇鳌一听白崇禧拿所谓主义、气节来教训自己，故猝发无名之火，遂无比愤慨地说：“三民主义早已**然无存！你我共知，蒋介石统治中国二十余年，现已成鱼烂之局；你要凭手中区区之兵力，阻共军南下，非但无益，徒害百姓，倒是你需要三思三行！”
“你……你真是不可救药了！”
“我垂垂老矣！个人安危早已置之度外，只求有生之日，上应天时，下顺民心，则死而无憾！”
“看来，你是铁了心了？”
“说句家乡话吧，死了，我就把这座房子打圆坟了！”
白祟禧气得好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来，最后，他颤抖着说了一声“再见！”大步走了出去。
仇鳌转身看见桌上那篮礼品，他真想拿着它追出去，把它砸在白崇禧的身上。但是，当他欲要迈步之时，忽然觉得全身竟然都是冷汗，遂缓缓走到藤椅上坐下，自言自语了一句：“润之，快些下令大军南进吧！……”
正当程潜、仇鳌以及陈明仁等湘籍军政要员预谋长沙起义的过程中，毛泽东不仅已经电令四野及相关的部队向南进军，而且也逐步完成了实行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为相继歼灭中南地区白崇禧、余汉谋两大军事集团作出部署。
是年七月初，正当我第四野战军即将渡江南进的时候，宋希濂为巩固鄂西长江沿线的防御，趁我渡江大军立足未稳，调集重兵向我当阳、荆门袭扰，并以一部前出远安抢运存粮，妄图把我四野数十万大军困于被大水淹没的湖泽之地。我四野首长针对这一突发的战役，认为宋希濂在西线发起进攻的同时，白崇禧的主力有可能在东线湘赣边采取行动。遂决定在西线发起宜（昌）沙（市）战役、在东线组织湘赣战役，在歼灭宋、白两部主力之后再乘胜南进。并把这一战略构想报中央军委批准。
毛泽东收到四野发起宜沙战役和湘赣战役的报告以后，认真地研究了敌我双方的态势和军事实力的对比，认为果能得手，完全有取胜于敌的把握。更为重要的是，在东、西两线取得胜利之后，我军可从两翼迅速插入敌后，截断桂系退入广西的后路，为与白崇禧军事集团决战创造了先机。另外，由于我军在湘西、湘东取胜，也可促使占据湘中、长沙一带的程潜所部以及陈明仁兵团早下决心起义。为此，他立断批准四野发起宜沙战役和湘赣战役，并作出如下明确的兵力部署：在西线，以第十三兵团三个军附属第十四兵团第三十九军及湖北军区一部发起宜沙战役，以期围歼宋（希濂）部主力于宜昌、沙市地区；在东线，以第十二、第十五和第四兵团共九个军，在野战军首长林彪等的统一指挥下，发起湘赣战役，求得在万载、宜春等地区围歼白崇禧军事集团的主力。
我四野首长接到中央军委以及毛泽东的电令之后，立即命令我第十三兵团于七月六日对西线宜昌、沙市之敌发起进攻。九日，我第四十七军一部，在当阳东北与敌军遭遇，敌发现我主力向其两翼包抄，宋希濂遂于十日下令全线收缩，避我决战，南渡长江，向鄂西山区撤退，致使我军未能实现歼灭宋部主力的目的。
与此同时，东线我军于七月八日发起湘赣战役。我军以第十五兵团第四十三军奔袭奉新、高安，诱敌增援，但已成惊弓之鸟的敌人闻风先期逃跑，使我奔袭扑空。接着，我野战军首长命令第十二、第四兵团分别由湖北通城、江西新干加速向萍乡地区迂回，求得在浏阳、醴陵以东地区合围歼敌。白崇禧察觉我军向其侧后迂回，当即下令所属部队全线星夜撤退至攸县、茶陵地区，逃出了我预定的包围圈。也就是在这时，唐星代表程潜游说白崇禧，劝其移师衡阳。白被迫把长沙交给陈明仁，率部逃到衡阳、宝庆地区，准备在衡、宝地区与我四野主力决战。这就是军史上称为的“衡宝战役”。
宜沙和湘赣两战役，是我第四野战军主力南下后组织的第一次战役，但都未达到预期的歼敌目的。对此，毛泽东给予极大的关注。查其原因：主要是对白崇禧善用的战略、战术不熟悉，对他力避与我决战的行动特点认识不足，因此采取通常情况下的诱歼敌军和近距离迂回包围的部署，不仅对白氏所部难以奏效，而且容易使敌得以迅速逃脱。另外，我四野主力多为北方人，不熟悉水网稻田和山地作战的特点；加之时至盛夏，蚊虫肆虐，病员增多，严重影响了作战力。为此，毛泽东要求四野尽快配发蚊帐、雨具，以及有关的药品，并作出适当休整的指示。
毛泽东通过东线湘赣战役的“火力侦察”，遂得出“白部本钱小，极机灵，非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的特点，遂通盘研究了聚歼白崇禧军事集团以及广东的余汉谋军事集团的战略。为此，他于七月十六日下达了《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追歼白崇禧部》的命令。
首先，分析了广东余汉谋部的军事实力，只有残破不全之敌军四万余人，而我则有超过四万人之游击部队，因此，我只需要两个军加上曾生两个小师即够解决广东问题，至多派三个军加曾生部即完全够用，不需要派出更多兵力。
接着，判断白崇禧准备和我作战之地点不外湘南广西云南三地，而以广西的可能性最大。因此，他要求第一步应准备在湘南即衡州（衡阳）以南和他作战，第二步准备在广西作战，第三步在云南作战。白部退至湘南以后便只有十万人左右了。宋希濂程潜两部是退湘西、鄂西，不会退湘南。
再其次，明确指示：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的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因为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因此你们应准备把白匪的十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甚至还要准备追至昆明歼灭之。
毛泽东作为一代战略家，他自然清楚如要歼灭如此机灵、善战的白匪，就必须规定我军的确实兵力。为此，他对四野所部作指示：我们提议为八个军，以陈赓部三个军，四野五个军组成之此八个军须以深入广西、云南全歼白匪为目的，不和其他兵力相混。陈赓之另一个军在湘南境内可以参加作战，但不入广西，准备由郴州直出贵阳，以占领贵阳为目标。陈赓之三个军则于广西作战后出昆明，以占领并经营云南为目标，此点已和邓小平同志面谈决定。
为了完成我军对白崇禧集团远距离大迂回、大包围的部署，毛泽东又对各部的行军路线作了明确的规定：“陈赓四个军到达郴州之道路，请考虑全部走遂川、上犹、崇义，分数路前进，未知该区有几条汽车路否，如有适当道路，似以这样走为好。”对于“准备深入广西寻歼桂系之八个军（四野五个军，陈赓三个军）进到郴州地区后，如能利用湘桂铁路运粮接济，最好全部取道全州，直下桂林、南宁，以期迅速，否则四野五个军取道广州、肇庆西进，迂回广西南部，陈赓三个军则经全州南进。或者以陈赓三个军协同四野专任经营广东之两个军共五个军，走大庾岭出广州，但陈赓不担任广州工作，只经过一下即出广西南部，而以四野五个军（其中包括五十军）由全州出桂林”。
毛泽东发出《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追歼白崇禧部》的命令之后，依然有言犹未尽，或曰还不够完善之感。尤其当他再想到四大野战军在未来解放全中国，以及治理新中国的不同任务，他又于翌日——七月十七日下达了《对歼灭白崇禧部的补充意见》。他的这些补充意见，一是“基于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至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决战之判断”；再是“基于四野之总任务在于经营华中及华南六个省，二野之任务在于经营西南四个省，以及进军之粮食、道路等项情况”，他电示“各部应作如下之处置”。
陈赓所部“四个军即在安福地区停止待命，不再西进，待十五兵团到达袁州后，由十五兵团之一个军为先头军向赣州开进。这个即确定其任务为占领赣州及经营赣南十余县。陈赓三个军、十五兵团两个军统由陈赓率领，经赣州、南雄、始兴南进，准备以三个月时间占领广州，然后十五兵团两个军协同华南分局所部武装力量及曾生纵队负责经营广东全省。陈赓率四兵团三个军担任深入广西寻歼桂系之南路军，由广州经肇庆向广西南部前进，协同由郴州、永安入桂之北路军，寻歼桂系于广西境内。然后：陈赓率自己的三个军入云南。在此项部署下，陈赓四兵团以外之另一个军即由安福地区入湖南，受十二兵团指挥，暂时担任湖南境内之作战，尔后交还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由湖南出贵州。曾生两个小师应即早结束整训，遵陈赓道路或仍走粤汉路速去广州”。
关于四野所部的兵力部署：“除留置河南的一个军，留置湖北的重炮部队，留置赣北的一个军，留置湘西、湘北、湘中的三个军以外，以五个军组成深入广西寻歼白匪的北路军，利用湘桂铁路南进，协同陈赓歼灭桂系于广西境内。”
毛泽东认为上述部署是不为白匪的临时伪装布阵所欺骗，是“采取完全主动的部署，使白匪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不管他愿意同我们打也好，不愿意同我们打也好，近撤也好，远撤也好。总之，他是处于被动，我则完全处于主动，最后迫使他不得不和我们在广西境内作战。估计桂系是不肯轻易放弃广西逃入云南的，那时我则以陈赓三个军配以你们的曾泽生军，就可以在云南境内歼灭之。到十一月，我二野主力六个军已入黔川，他想逃入黔川也不可能。西北胡宗南部主力已于午文在眉县、扶风地区被我一野歼灭，其残部仅剩七万人逃往汉中一带。我一野决以九个军西入甘、宁、青寻歼马匪，而准备于今冬或明春抽三个军出川北，协同二野经营西南，使西南残匪获得全歼”。
事后追论：华南、西南、西北等三大战场的决战，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上述部署进行的。值得重书一笔的是：在此后几个月内敌我双方交战的胜负表，以及时间表，也都是按照毛泽东预测进行的。这足以看出毛泽东作为军事战略家纵览全局的超出常人的天赋！
（一）据报白崇禧拟在攸县、茶陵、安仁地区与我作一决战，现四十六军军部及一个师已至安福，七军一个师已至莲花，四十八军一个师有向永新消息。这些是防我陈赓部经攸、茶、酃切断其衡阳后路的。如我军此次作战，能于袁州、醴陵线上及其以南围歼一部桂军，则白匪所谓攸、茶、安决战，是不可能的。否则，你们须准备于该区作战。（二）在株洲、衡阳线以东，即攸、荼、酃、安地区作战，或在衡阳以南作战，是一个新的步骤，须在我军占领长沙、湘潭、醴陵、宁乡、湘乡之后，利用粤汉路及湘桂路运输才能作新的部署。当我军进至醴陵、萍乡地区时，长岳线上之陈明仁、鲁道源两部必将迅速后撤。因此，你们应以尚未使用之一个军于适当时机经岳州向长沙、湘潭推进，并接管这一线。该军现在即宜进至岳州以北地区，并准备迅速进占长沙，缩短该地区无政府状态的时间。
毛泽东在作出上述我军向长沙、湘潭一线推进部署的前夕，就想到了此举将会对准备和平起义的程潜、陈明仁等的影响，遂先于一天——七月九日，亲自电令湖南省工委：指出“以歼灭白崇禧、宋希濂两敌之目的，我第四野战军日内即发动进攻。对长沙暂不进攻，请告程颂云不要怀疑，要程令陈明仁准备和平解决事宜，不要援助白部，待白、宋两部解决，我军进驻长沙时，陈明仁再移至适当地点编整，务使长沙一带不受破坏为要”。
为了继续稳住程潜、陈明仁等及其所部，毛泽东在下达远距离包围迂回追歼白崇禧部的命令后，又于七月十八日电告四野林彪、邓子恢等：“如果属实，你们应令十二兵团占领浏阳、醴陵，正面占领岳州、湘阴，但不要去占株洲，各部均不要太接近长沙，以便和程潜谈判和平解决湖南问题。”同日，当他获悉与程潜谈判情况的报告后，他又立即电告林彪等四野首长：“程潜十六日晨与你们派去干部所谈诸点甚好，均可照办。”我们已经通过在长沙的电台转告程潜，我军侧面占领平、浏、醴，正面占领岳州、湘阴，但暂时不占长沙，以利举行谈判和平解决湖南问题，并叫程潜及有关各方保持镇静，不要恐慌。同时，对有关和平谈判等问题还作出了详尽的指示。
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消灭白崇禧、余汉谋两大军事集团仅仅是第一步，而接管并治理两湖、两广以及江西等省才是最终的目的。因此，他一边组织实施消灭桂系等军事集团的战役，一边还要选调大批优秀的党政干部，尤其是主政江南五省的帅才，待命南下。世人皆知：湘、鄂、赣三省是红军时代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造就了大批我党、我军的中高级干部。因此，在这三省解放后的干部配备上是绰绰有余的。但是，随着白崇禧、余汉谋军事集团的消灭，由谁出掌未来两广的军政大权呢？毛泽东早就选定了叶剑英。
那时，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住在中南海，积极准备召开新政协会议；而毛泽东呢，却依然住在香山双清别墅，一边指挥向全国进军，一边为新中国绘制内政、外交的蓝图。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多次提出请毛泽东搬进中南海居住，但是，每次都被毛泽东以不去住皇帝住过的地方为由拒绝了。最后，周恩来想到了叶剑英，请他以北平市长的身份说服毛泽东搬家。一见面，周恩来就开门见山地说道：“主席，剑英同志来香山，是想汇报一下中央机关搬家的时间和地点问题。”
毛泽东一听就有点不高兴，漠然地说道：“好，你们先说。”
“主席，”叶剑英看了看毛泽东的表情，遂又说道，“根据工作的需要，准备请您和其他领导同志到中南海工作。”
“剑英啊，”毛泽东断然地说道，“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我不喜欢住中南海！”
“主席，我们的想法……”
“这我不管！”毛泽东打断了叶剑英的话，“凡是皇帝住过的地方，我都不想去。为什么非到中南海，非到皇帝住过的地方呢？要去你们去，我是不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