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周恩来还能说些什么呢？他只好谦虚地表态：“主席，我希望努力工作，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尽量当好这个总理。”
“一定可以，一定可以！”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换了一种口气，“日前，一位朋友对我说，我们选的总理姓周，他一定是人民信任的、周到的总理”。毛泽东看了看周恩来那有些不太自然的表情，遂又深沉地说道，“我们家乡有一句老话，当家人一睁眼，就要考虑油盐酱醋茶五件事；我们这些新中国的当家人，一睁眼就得考虑内政、外交这两件大事。现在呢，我们必须先帮着我们的周总理选主持内政、外交的阁员”。
恰在这时，刘少奇也走进屋来。毛泽东待刘落座之后说道：“今天，请你二位来，是想和你们交换一下政府各级机构及政务院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负责人人选问题，以便提出供中央政治局讨论的名单。”
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及中央书记处远在西柏坡的时候就着手考虑了。中国共产党入主北平之后，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它先由一块一块地方取得革命的成功，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发展到全国范围的成功。这和以往其他国家革命的情况不同。由于各项工作有原已建立的地方性政府在那里负责管理，所以在政务院筹组过程中，整个工作并没有停顿。他不仅与中央书记处的领导同志在思考新中国成立后方方面面入阁参政的人选，而且还对未来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的设置作了研究，并请周恩来在新政协筹备会议上作了如下概略的介绍：政务院下面设四个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政法委员会下辖五个部门，财经委员会下辖十六个部门，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辖六个部门，另外还有外交部、华侨事务委员会和情报总署，是直属政务院的，一共是三十个单位。重点在于财政经济，次之是文化教育。可以想见，毛泽东在与刘少奇、周恩来等商谈上述政务院机构设置的时候，一定会谈议到有关各大部门的负责人选。当时，他们可以议而不宣；时下，他们必须议定请人入阁。
因此，周恩来作为新任命的政务院总理说道：“政务院组阁是一件关系重大的议题，我认为在讨论具体名单之前，首先要确定组阁的原则。”。
对此，刘少奇是完全赞成的。他认为所谓确定组阁原则，就是要体现国旗的精神。换句话说，新的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取得的。所以，他明确地说道：在这个大原则下，就一定能组出一个既有工作效率，又能为全国大多数人民拥护的内阁。
毛泽东是全国各族人民认同的当家人，他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不能不想到：蒋介石在长达二十多年的统治中在组阁方面有哪些失误。为此，他非常郑重地说：还有一个原则是要讲清楚的，那就是中国共产党要真正做到放权。换句话说，要给其他参加政府工作的民主党派人士以实权。不要像蒋介石那样，实权是属于蒋氏王朝的，其他的人是当牌位给人看的。
在确定了组织政务院的原则之后，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又不能不想到如此庞大的内阁办事人员从哪里来，最后，他们一致商定：首先将华北人民政府撤销，把这个班底拿过来作为政务院的基础，并参照华北人民政府的经验组织政务院。但是，一经作出决定，并由周恩来实施的时候，就又发现了具体问题：那就是华北人民政府原有的机构不能拿来使用。对此，《周恩来传》作了评析：
华北人民政府原有机构的职能只是管辖华北五省二市，现在要管理全国，负责制定并推行全国性的各项方针政策，这自然有很大的不同；政务院有些重要部门在华北人民政府中是没有的，需要组建，如外交部；还有些部门过去是由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管理的，如公安部、铁道部，改隶属政务院后，也要经过必要的调整。……
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等确定了组阁原则之后，周恩来作为政务院总理，遂集中精力投入到具体的组阁方面来。如果不把政务院的机构建立起来，各项工作尤其是那些急迫解决的内政、外交大事就无从谈起。为此，他作为政务院总理必须亲自挑选各级领导成员的人选，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另外，周恩来清楚毛泽东提出的组阁原则，中国共产党要做到真正放权的目的是：一方面，因为中国共产党对如何管理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在许多方面还缺乏经验，而党外人士中不乏在这些方面有经验的人才；另一方面，因为这样的政府成员结构，有利于团结并带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人民，共同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但是，一些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社会贤达，尤其是那些从国民党阵营中过来的高级将领、所谓的党国元老受着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影响，不愿加入内阁，还需要周恩来亲自出面甚至请有关人士做工作。如：六十一岁的蒋光鼐曾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当政协委员有地方支薪水就行了。所以，开始周恩来总理找他谈话，希望他出任重要职务，他没有同意。后来，总理找李济深帮助做工作，他才接受了这一重任。自然，周恩来在完成组阁任务的全过程中，要时常与毛泽东商议。历经一段艰苦细致的工作，周恩来终于草拟出了一份内阁名单，并送请毛泽东审阅：“主席，如果你没有什么意见，那就提请中央政治局讨论。”
对此，周恩来是有思想准备的。他讲了在组阁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后，又诚恳地说道：“那我们就做工作嘛！还是主席常说的那句话：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再不行，就请主席出面嘛。”
“用不着，用不着。”毛泽东说罢虽是坚决地摆了摆手，可又以商量的口气问道，“你和傅作义将军谈了吗？”
“谈了，而且我是登门请他出任水利部长的。”
“不会遇到什么麻烦吧？”
“大的没有。可他说：我去西柏坡的时候，主席就请我当水利部长，可我就怕当不好啊！”
“我看这是推诿之词。”毛泽东凝思片刻，“你可以对他说：一，做到有职有权；二，我们可以给他配助手；三，他也可以推荐贤人”。
“我就是按照主席说的精神办的。第一，我告诉他，调李葆华同志任副部长兼党组书记，他十分欢迎；第二，他推荐了原国民党黄河治理委员会技术专家张含英、原北平市长刘瑶章，我愉快地接受了。他决定走马上任。”
“好！一定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毛泽东说罢满意地点了点头，“农业部长李书城、林垦部长梁希等人的态度呢？”
“他们不仅愉快地接受了委任，而且还表示为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周恩来说罢看了看毛泽东微微点头的表情，又说，“不过，有一些不了解历史的同志，对任命李书城等人当部长表示不理解”。
“要做工作！”毛泽东当即说道，“李书城是我力主推荐的。他是老同盟会员，又是辛亥革命总司令黄兴的参谋长，我清楚记得：中共一大也是在他们家召开的。入阁当部长是应该的”。
周恩来与毛泽东逐一商议了内阁名单之后看了看手表，说道：“主席，我应该去请黄炎培先生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了，你有什么指示吗？”
“黄任老是一位有气节的大知识分子，对革命又作了贡献，我是赞成他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的。但是，他有出世的思想，曾数度拒绝当官，恐怕是要多做些工作的。”
黄炎培出生在十月一日。因此，他于十月一日登上天安门，聆听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与其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心情是不完全一样的。另外，他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见证人，以胜利者的姿态站在天安门城楼，俯瞰人群攒动、红旗如林的天安门广场，也有着其他与会者所没有的激动！请看，他写下的这段文字：
哦，广场，你是一个博大的心胸吗？容得下数不清的酸楚、痛苦、血淋淋的凌辱和**……
哦，广场，你是一艘巨型航空母舰吗？能驮起五千年上下的风雨雷电和数万万儿女的无穷尽的烦恼、悲愤、忧苦和激越、高亢、奋进……
哦，不，你是一部教科书，一部最权威的历史教科书，我正是要来这里读懂这部深邃得有些艰涩的历史教科书！……
这方方正正的四平八稳的广场，正象征着我们民族心灵中的心理平衡啊！“华人与狗”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广场笑了，几千年的忧愁一扫而光。人民是不会忘记昨天的，人们同样不会忽视明天的，在昨天和明天之间，今天的答卷将是更加严峻的！……
一九四九年的十月一日或许是令黄炎培太激动了！他情不自禁地写下了《永远纪念着的一九四九年》。他在这篇文章中认为：“这个年头发现了‘人’，认识了‘人’。就从这里起，人的生命宝贵起来了，人的生活，被重视起来了。”简言之，“人的地位被发现了，群众的力量被认识了。”但是，当他掷笔想平息一下自己分外激越的心情时，他那诗人般的豪情又化作了诗篇，他以天安门为题，挥毫写下了八首六言诗。
十月一日过去了，但是黄炎培依然沉浸在开国大典的兴奋中！就是到了十月十一日的上午，他的兴致还是格外的好。他走到写字台前，亲自提笔、展纸，又把那八首六言诗抄入另纸，并朗朗有声：“归队五星旗下，齐声义勇军歌。新的国名定了，中华人民共和。”
事有凑巧，恰在这时，周恩来走了进来，他一听这铿锵有力的朗朗诗声，禁不住地一边鼓掌一边大声赞曰：“好诗！好诗……”
黄炎培闻声一看，忙请周恩来落座。接着，他又不好意思地说道：“周公，这算什么好诗啊！只是十月一日那天，我在天安门上望着游行的人群，久久不能忘怀，遂以天安门为标题写了八阙颂歌，只能叫打油诗。”
周恩来起身走到桌前，双手捧读黄炎培抄好的诗句。有顷，他真诚地说道：“写得大气磅礴，雷霆万钧！不过，我更喜欢这两句：是自家的政府，是人民的武装。”
黄炎培既然不知道周恩来造访的本意，自然也就不明白周恩来为什么会喜欢这两句诗了，他只是以主人的身份再次请周恩来落座，并客气地说道：“快请坐下批评！来人，上好茶，我要与周公品茗交谈。”黄炎培虽然不是职业革命家，但他终其一生始终与政治结缘，故与周恩来随意地谈了一会儿就开门见山地问道：“周公，你如今是一国总理，时下又是开国伊始，自然是日理万机，你怎么还有空来看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