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第二次战役结束不久，中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就发表声明：强烈要求所有外国军队从朝鲜撤走，为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谈判基础。之后，他又相继提出迅速结束朝鲜战争及和平解决亚洲问题的四项建议，并得到了苏联等国的支持。六月三日，中国和朝鲜得知美国政府有意停战谈判的消息后，毛泽东与金日成在北京会晤，商讨了可能到来的停战谈判的方针和方案。接着，中国、朝鲜、苏联三国政府又经过认真协商，于六月二十三日，由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再一次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并提议以交战双方“谈判停火与休战”和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作为它的第一个步骤。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响应，并于六月二十五日，由《人民日报》发表纪念朝鲜战争一周年的社论，支持马立克在联合国提出的停战谈判的建议。自然，也得到了北朝鲜政府的认同。
美国政府终于盼来了中、朝、苏三国同意停战谈判的信息，而这时双方对峙的战线又基本稳定在三八线南北，与战前南北朝鲜领土划分的格局大体相同，美国政府命令李奇微在六月三十日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名义，发表一项表示愿意接受停战谈判建议的声明。
七月一日，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联合发表声明，双方同意与李奇微举行停战谈判，并开始商讨有关停战谈判的具体事宜。
从此，朝鲜战争又进入了边打边谈的阶段。为此，毛泽东不仅要为志愿军制定新的作战方略，而且还要为停战谈判选任我方的主帅。为此，他主持召开了有关会议，向中央通报了关于停战谈判的情况。在讨论选任我方主持停战谈判主帅的时候，他又十分严肃地说，“说到与美国举行停战谈判，这也是一个特殊的战场。我们必须做到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主席所言极是！”刘少奇接着毛泽东的话说道，“我们的谈判对手是美国，而且它还披着联合国的外衣。因此，这些谈判不单单是中美双方的事，而是和几十个国家的事。”
“搞得好，我们可以通过谈判，让世界认识中国，起到战场上所起不到的作用。”朱德补充说。
“我看，关键是代表团的组成，以及代表团的人选。”毛泽东深沉地说道，“这正如抗日战争时期，开始，我们选王明当团长，他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搞右倾投降；后来，我们请恩来当团长，就正确地执行了中央的方针和路线，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与会的同志都赞成毛泽东的意见：组好代表团，选好代表团团长。最后，刘少奇有意地问道：“主席，你倾向谁去朝鲜主持谈判呢？”
“李克农。”毛泽东成竹在胸地说。对此，中央完全同意毛泽东的建议：我方停战谈判代表团团长为李克农。
需要说明的是，周恩来由于积劳成疾，遵照毛泽东的建议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他于五月下旬到大连休养，不在北京。因此，在这期间有关内政外交的方针大计，均由毛泽东亲自处理。会后，中央把有关停战谈判的精神以及选任李克农为团长等事，向正在大连休养的周恩来作了通报，并听取了他的意见。
周恩来是一位忘我工作的政治家。当他获悉上述消息之后，很自然地想到自己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和外交部部长，由他亲自主持有关停战谈判是责无旁贷的。另外，李克农不仅是军委情报工作的负责人，同时还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主持外交部日常工作。从哪一个方面讲，李克农都是周恩来得力的助手。因此，当周恩来获悉毛泽东亲自点了李克农的将以后，他认为自己很有必要找李克农交代有关工作。为此，他在休养期间请来了李克农，他们认真地交换了意见。出乎他所料的是，李克农却讲：“既然主席点了我的将，我就要尽全力谈好。可是我必须声明，由于近来哮喘病犯得很重，身体状况不佳，请中央考虑。”
“关于你的身体状况，我向主席谈过了，他说可以搞几线嘛，但执掌帅印的一定是克农同志！”
李克农听后心里顿时涌动起一股热流，使他立即忘记了自己的病情，又像是一位战士那样坚定地说道，“请总理转告主席，我即日出征！”
接着，周恩来告诉李克农，鉴于李克农的身体情况，中央决定调乔冠华做李克农的顾问。另外，他又告诉李克农，根据毛泽东搞几线的建议，设想把谈判成员分为三线：第一线，由李克农负总责，但对外是保密的。凡重大问题，由李克农向中央和主席报告。同时，在朝鲜也由李克农和彭德怀联系，及时了解战场状况，以便相互配合；第二线，由李克农的助手乔冠华坐镇，乔根据李克农的指示起草谈判发言稿、备忘录，以及给中央的报告；第三线，由志愿军代表解方等同志出面谈判。最后，周恩来很是诚恳地问道：“克农同志，你对这样的安排有什么意见吗？”
李克农认为周恩来想得十分周到了！其中，尤其是给他配的助手乔冠华更是知人善任。另外，去年乔和伍修权为台湾和朝鲜问题“大闹联合国”，在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为此，他只微微地摇了摇头，说了一声：“我没有什么意见！”
最后，周恩来又引用了一句古语：“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并进而对李克农解释道，“前一句话的意思是该做的就应该做，义无反顾，后一句的意思是该停的时候就应该适可而‘止’。抗美，是保家卫国，是‘当行’的爱国主义的正义战争；援朝，则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可是，当侵略者伤亡惨重，被迫求和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得审时度势，把战争停下来。”对此，李克农牢记在心，一直贯穿于停战谈判的始终。
接着，毛泽东又亲自与李克农谈话。他在讲了此次停战谈判的意义之后，又很是深切地说道：“克农同志，你有两句话我是很赞赏的：同敌人斗争，硬的我们不怕，软的也要斗得过人家。你这次去朝鲜和美国人打交道，恐怕是软的硬的一起来哟！”
李克农自然清楚毛泽东说这句话的意思：在朝鲜战场上和美国人打仗，我们中国人不怕；在停战谈判桌上，我们也要斗得过美国人。为此，李克农说道：“一句话，美国人在战场上吃了败仗，在谈判桌上也让他们占不了便宜！”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更放心了！”毛泽东有些激动地说道：“克农同志，你行前还有我需要解决的问题吗？”
“没有了，我就希望主席好好注意劳逸结合，不要把身体累垮了。”
“放心，我的身体没问题。从今以后，朝鲜战场打仗有彭总，谈判吵架有你李克农，我就不会像前一阶段那样操心了。”
但是，由于这时周恩来依然在大连休养，毛泽东还必须为停战谈判操心。他不仅需要找我方停战谈判的代表团交代方略、审定有关的文稿，而且还要亲自动笔起草致志愿军司令部彭德怀、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等人的电文，进一步协调有关停战谈判的具体事宜，真是忙极了！
毛泽东作为政治、军事战略家，十分清楚谈判只是完成政治、军事任务的一种手段。时下的谈判对手毕竟是全世界强权政治的代表，也是反共阵线的霸主。更为重要的是，这次美国人主动提出停战谈判并非是作城下盟，相反它在朝鲜战场还有着很强的军事实力。因此，我方必须把谈判的基点立足在打的上面。这也就是毛泽东提出的“谈谈打打”或“边谈边打”的战略根据。为此，他“同意彭（德怀）留在联司主持作战及七月十日的干部会议，不去平壤开会”。“同意邓华同志代表彭出席和谈会议”。并命令邓华“即日动身去平壤，务必于四日晚上或五日晚上，到达金日成同志那里，彭对和谈的意见即告邓华带去”。为了确保李克农、乔冠华以及所有参加停战谈判同志的安全，毛泽东还作出如下指示，略谓：
（三）李克农率乔冠华及其他助手，于七月二日二十二时由北京乘车去安东，于七月四日傍晚由安东动身去平壤（不去联司），大约于五日早上，或五日晚上，可到金日成那里，和金日成同志及出席和谈的代表们……会商有关和谈会议的一切问题，请金日成同志派人于适当地点接引他们。（四）请彭德怀同志命令位于开城地区的军队负责首长迅速布置在开城开和谈会议的房屋……用具和食品等项，布置可靠的警戒，务必保障会议的安全，不许出乱子。敌方代表团的宿舍……我方代表团的宿舍及开会的会场，均须布置得妥当一点。此外，还须为李克农、乔冠华等布置一所宿舍（距会场一二公里）。为此，请联司派一懂事的有能力的负责干部即去开城地区指挥上述布置事宜。……
为了确保此次停战谈判顺利进行，毛泽东在同敌方代表准备和实行谈判期间，又于七月二日电告彭德怀，对我志愿军作了相当具体的军事部署。略谓：
在和敌方代表准备谈判及实行谈判期间，大约有十天到十四天，请你们严格和充分地注意下列各点：（一）争取在十天内，用极大努力，加强第一线部队的人员特别是武器和弹药的补充……（二）极力提高警惕。我第一线各军，必须准备对付在谈判前及谈判期内敌军可能对我来一次大的攻击，在后方，则举行大规模的空炸，以期迫我订立城下之盟。如遇敌军大举进攻时，我军必须大举反攻，将其打败。（三）杨成武两个军及五十军，须令其迅速开到指定地点，防止敌人乘机在元山登陆，我三十八、三十九及四十二军则应准备对付敌人可能在西边登陆。（四）请你们设想在停战协定成立以后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并预筹对策。
从上述电报可知，由于在决策停战谈判的期间，周恩来尚未结束在大连的休养，所以，毛泽东事无巨细，全部解决。仅从七月二日至四日三天之中，毛泽东就发出了指示性电文达五篇之多。好在，周恩来很快结束了在大连的休养，毛泽东又回位到他的位置上去了。
一九五一年下半年，正当毛泽东集中全力大抓城乡经济恢复的时候，某些干部的腐化、堕落又给他敲响了警钟，使他不得不思索这是为什么……
毛泽东最熟悉中国的历史。他从历代变换的兴亡中真正认识了“载舟覆舟”这四个字的价值。
毛泽东来自人民，也得益于人民，他才向全体党员、向全军指战员立下为人民服务的训教。
或许是因为这种原因，他在进驻北平之前一再说明：我们不做李自成。就是随党中央迁往北平之后，他也不愿意搬进毗连故宫的中南海居住。另外，抑或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进驻北平的第二天就和诤友黄炎培谈兴亡之道，寻找共产党人跳出黄炎培说的那个“怪圈”的措施。为此，他曾采用整风的办法谨防全党、全军“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也可能“规律是不可抗拒的”，待到毛泽东从指挥朝鲜战争解脱出来以后，他竟然发现各地党政机关，暴露出不少贪污问题和其他违法乱纪现象。如下这组数字不仅实出毛泽东所料，而且也令他大吃一惊：
一九五一年上半年，华北地区各省市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处理的区级以上党员干部违纪案件三千九百四十七件，其中贪污案共五百三十一件；北京市在建国后的两年多中，共发现贪污分子六百五十人，贪污总额达人民币十五亿元（旧币）；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份以前，华东各地法院所处理的贪污案件有八千多件；其中，因个人贪污造成国家财产损失高达一千四百四十二亿元（旧币）；华北军区及军区直属各单位所受理的案件中，属于贪污腐化堕落的约占百分之三十六点四，其中六个贪污案件使国家损失达八十多亿元（旧币），相当于一万五千个农民一年的生活费用。
毛泽东看着这一组组数字，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问：“共产党人才掌权两年多啊，怎么就会有这样多的党员干部堕落成贪污分子呢？”
也是在这前后，全国各界人民掀起了捐献飞机、大炮的热潮。其中，毛泽东的老朋友华侨巨商陈嘉庚先生在南洋募捐很有成效，据外电报道：陈先生不仅募到了修复厦门大学的资金，而且还向爱国华侨募到了买飞机的钱。正当毛泽东准备派人慰问刚刚回到厦门集美的陈嘉庚先生，周恩来十分严肃地报告：“主席，我们从截获台湾的消息获知，他们对陈嘉庚先生号召华侨捐献飞机恨之入骨，已经派出杀手潜入大陆，你看我们该如何处理呢？”
“你立即电告陈先生，请他马上来北京。”毛泽东有些愤怒地说道。
“我已经和他取得了联系，他固执地说：我让全世界的华侨看看，蒋某人是如何杀死我陈嘉庚的！”
毛泽东听后十分焦急，最后与周恩来议定：借陈毅出巡东南沿海地区，做好保护陈嘉庚的安全工作。
陈嘉庚在南洋创业几十年，总计做了两件大事情，其一是赚钱兴教，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其二是以身作则，支援孙中山先生闹革命。这其中也包括支援蒋介石抗日等义举。这天，陈毅奉命来看望陈嘉庚先生，没有想到陈嘉庚的办公室是那样的简朴：一张木床，挂有一张发黄的且有补丁的蚊帐；一张木桌，上面放着一个倒扣的破瓷碗，上面立着半根蜡烛；两张破沙发不成对，一个是新修过的，一个是旧的；一个破旧的木茶几摆在中央，上面放有一个盛糖的瓷盘，看得出，这个瓷盘中刚刚放上一斤包有糖纸的糖块。这天，陈嘉庚领着陈毅走进这间陈旧的房子，指着那张新修过的沙发，客气地说：“请陈市长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