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三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之后，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一场廉洁自律运动，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党员干部中滋长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等腐败行为，进行了最严厉的打击，使党经受了执政后的第一次考验。
随着“三反”运动向纵深发展，发现党的干部蜕化变质有其客观的因素，那就是“在工商界方面，主要是贿买和勾结工作人员，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和对公家高卖低买，而最普通的是用‘回扣’、‘送礼’等方式来勾引工作人员贪污”。据北京市写给中央的报告，“三反”运动仅仅开始一个星期，揭露出的二千九百二十三人的贪污案件，竟然与一千六百五十九户工商业资本家有关系；全国各地去上海核实“三反”材料的有三千七百六十五个单位，案件六万三千余件，涉及上海的私营工厂、商店就有二万余家。因此，北京市委建议将“三反”运动与工商界反偷税漏税、反行贿等不法行为结合起来进行。为此，毛泽东当即作了批示。大意谓：
在各大中小城市……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
恰在这时，毛泽东见到了一份关于东北光明药行经理丛志丰的材料：“光明药行经理丛志丰，勾结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医院处处长李延琳共同作弊，高价卖给公家，低价从公家买出，投机倒把，伪造发票，偷税漏税、造假账等手段，使国家受到了六十一亿元的重大损失！”
毛泽东阅后十分重视，认为有一定的代表性，如果通过解剖这一典型案例，对指导全国的运动一定是有益处的。为此，他令公安部立案，查出来龙去脉，报告中央。
虽说建国初期发生了这样多的问题，但是，绝大多数党、政机关尤其是专政机关还是令行禁止的。不久，毛泽东收到了有关光明药行的全部卷宗，再加上内查外调的各种材料厚厚一本。他翻了翻，对罗瑞卿说道：“你留着这些东西存档，谨防他们翻案。我希望你能把这些东西，用一百个字给我说说就行了。”
罗瑞卿清楚毛泽东完全相信公安部的取证。他沉吟片时，郑重地汇报：
“光明药行原本是一家小药店，由于它和我们的干部李延琳内勾外联，不到两年的时间，一跃成为东北地区有名的巨贾大户。与此同时，它还在天津、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设了分店，其敛聚的财产不下百亿之多。”
毛泽东边听边蹙起了眉头，似在思索什么。罗瑞卿汇报完毕，他又饶有兴趣地说道：“这些，对你们这些办案人员来说当然重要了！但是，我更想知道一个小小的药铺掌柜的，是采用什么手段把我们的一个处长拉下水的？”
“这就太多了！”罗瑞卿似不太想说。
“慢慢说，千万不要漏掉。”毛泽东却坚持要听个详细。
为此，罗瑞卿有条有理地指出丛志丰作案的各种手段之后，又高度概括地说道：“第一步，他笑脸相迎李延琳，接着就采用花言巧语、逢迎奉承等手段，与李延琳交朋友；第二步，他寻找各种借口，给李延琳家的大人小孩送礼，三天两头请李延琳下馆子，未经两个月，他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酒肉朋友；第三步，他利用李延琳喜欢女色的弱点，帮着代找舞女，在关键时刻，他还让自己的姨太太和李延琳一块跳舞，甚至睡觉。”
“没有什么新的货色，”毛泽东听后鄙视地笑了，“当年，我在上海党中央工作的时候，那些资本家为了赚钱，就经常让姨太太和人家睡觉。还有其他的例子吗？”
“有！我们在办案中，发现还有更坏的奸商。”
“他们的手段会超过‘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这八个字吗？”
“严格地讲，是没有。所不同的是，他们给予的时候是灌迷魂药，他们取之的时候，就对我们的工作人员以告发相威胁，使其与之合伙盗窃国家的资产，有的甚至还窃取国家最机密的经济情报。”
“这完全是特务行为，一定要严惩不贷！”
随着“三反”运动推向**，各地揭露出来的资产阶级行贿案件越来越多，为此，毛泽东在征得中央同意之后，代中央起草了《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迅速下发各地党、政、军机关：
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作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
就在中央下发“五反”指示不久，毛泽东相继收到了大量的“五反”战报，最令他震惊的是，由志愿军司令部转给军委的一份报告，是关于上海大康药店造假药害死志愿军伤病员的案件。当时，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把一些药品、纱布放在毛泽东的面前，非常愤怒地说：“这些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就是用这些过期药品、没有消毒的纱布，冒充合格的产品卖给我们。结果，我们一些负伤的志愿军指战员用了这些假药，眼看着就死在了我们的医院中！”
聂荣臻也许是太愤怒了，他竟然边说边淌下了泪水。
毛泽东听后死死地盯着聂荣臻手中的假药和纱布，蓦地伸出双手夺了过来，他看着看着，又猝然用力摔在地上，几乎是用颤抖的声音说；“我们的志愿战士没有死在美军的枪炮下，却被这些制造假药、黑了心的资本家夺去了生命。聂参谋长，这些假药是哪个城市出产的？”
“上海，大康药店。”
“请立即电告陈毅同志，必须查出这些制造假药的凶手，要坚决绳之以法！”
陈毅市长接到毛泽东的指示之后，立即派负责经济的专家许涤新等同志亲自出马，查出有关大康药店制造假药案件。由于铁证如山，很快就结案、上报。同时，许涤新向上海市委也作了详细的报告：“大康药店的经理叫王康年，他的犯罪行为已经全部查清，王本人也供认不讳。另外，他对自己利用承办志愿军医药用品之机，骗取国家大笔资金，用于做各种非法的投机生意，也作了相应的交代。”
陈毅市长是一位爱憎分明的革命家，有关王康年的案情已经有所了解，但是，当他再听了许涤新的报告之后，依然忍不住地放了几炮。最后，他才说道：“涤新同志，请你详细地说说他作案的手段！”
“王康年的作案手段是多种多样的，但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挖空心思，把我们队伍中不坚定的分子拉下水。举例说，他为了达到赚钱的目的，不择手段地设了一个公关性质的外勤部，曾先后向上海市所属的二十五个机关中的六十五名干部行过贿。另外，他还雇用了一些年轻的女人陪吃、陪住，把一些党的干部变成他的人，心甘情愿地为他做事。他还狂妄地说，我们大康就是干部思想改造所，红的进来，白的出去！”
陈毅听罢拍案而起，向着在座的市委领导大声疾呼：“同志们！这就是阶级斗争！对这个罪恶滔天的资本家，如果不处以极刑，那就不足以平民愤！”
处决王康年在上海各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其中，尤其是工人阶级愤怒了，冲破了毛泽东的指示：上海暂时不搞“五反”运动的禁令，自发串联，也学着其他大中城市的样子，在上海搞起了“五反”运动。
在上海揭露大康药店经理王康年的前后，毛泽东又收到了刘澜涛关于华北破获两起大案的报告，其中一起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察哈尔省花纱布公司突破了一个庞大的经济内奸网及操纵这一内奸网的核心组织‘昌记号’的巨案。‘昌记号’是为掩护敌产和作投机买卖于一九五○年组成的黑字号，先后将二十三名旧人员派进国营企业当坐探，建立情报小组，控制了六大公司的物价股长，通过盗窃经济情报，骗取银行贷款，买空卖空，贩卖毒品、金银等，至一九五一年底获暴利达七十八亿元。”
毛泽东阅后当即批给各中央局、大军区：“请你们注意同类性质的巨大案件。这类巨案，可能各省都有，大城市尤多。”
随着“五反”运动向纵深发展，全国大中城市揭露出的问题真是触目惊心。为此，毛泽东主持召开有关的政治局会议，集中讨论有关“五反”运动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大意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