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谈兴不减，又应邀参观了毛泽东的书斋，看到毛泽东正在临帖练字。就是在这次谈论中国书法的源流的时候，毛泽东向黄炎培借了一本王羲之的真迹字帖，并答应一个月保证还给黄炎培。
虽说毛泽东批准了陈毅提出的“两路分兵”的主张，但是双方的斗争还是十分激烈的。对此，当事人许涤新作了如下的记述：
陈总自告奋勇，要负责前一战场，汉年帮助陈总掌握形势，具体工作由我出面。陈总谆谆向我交代政策，他说对资本主义五毒的问题决不能马虎，但必须切切实实掌握党的政策，决不能不择手段乱干一通。在这三百零三个资本家中，如果有人自杀，那就证明我们的工作失败。汉年对这个问题体会很深，他说：这三百零三个资本家是具有代表性的，集中到市政协来交代问题，结果如何？就要看我们能否把斗争与团结结合起来。在运动发展到**的时候，有两个资本家的神色很不正常，在讲话时全身发抖。有的同志说，他们可能是生病了。我不放心，叫盛康年和一位干部去同他们谈话，详细而温和地向他们交代政策。我打电话给汉年，他同意我的看法和做法，并且说这两个人不是伤风感冒而是政治病，要好好抓住这个问题。事实证明，这两个人是因为怕过不了关下不了台，准备一死了事。经过开导，他们放心了，把衣袋里准备自杀的安眠药交了出来。我把此事向陈总报告。陈总说：“还要提防第三个准备自杀的人。关键在贯彻党的统战政策。”……
随着上海“五反”运动全面的展开，每天都有一些带政策性的问题向中央请示。据时任周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的李琦回忆：那时，总理非常忙。时在上海的薄一波有时一日数次用电话请示，然后总理再根据回忆写成报告，呈送毛主席。后来，总理想出了办法，让我安一部串联电话，边听边记，通话一结束，我就整理出一份记录文稿，呈送毛主席。这样，不仅节约了许多总理的时间，而且也更及时地送到毛主席那里，为他决策提供最为可靠的参考。
自然，周恩来也经常为“五反”中一些带策略性的问题，与毛泽东进行交谈。一次，当毛泽东获悉资本家想自杀的消息以后，他不无感慨地说道：“上海的资本家想自杀的事件说明，民族资产阶级担心自己犯了五毒之罪，我们就不要他们了。”
“这也说明了他们的两面性，”周恩来接着又说道，“我们的手一软，他们就得意忘形；我们的手一硬，他们就又怕我们不给赚钱的机会。”
“几十年了，他们就是这样摇摇摆摆、扭着秧歌走过来的嘛。这对我们而言，也就见多不怪了！”毛泽东进而讲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之后，又说道：“我是历来主张：得让人处就让人。恩来，既然他们认错了，我们就应当给他们出路。”
“我赞成主席给出路的政策。”接着，周恩来又讲了国内的生产形势，以及有关五年计划的规划等问题，遂又说道：“在现阶段，我们还需要他们组织生产，以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
毛泽东听后颇有些不服地叹了口气，又万端感慨地说道：“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必须下大气力发展国有大企业，他们才不敢扰乱我们的市场和经济。”
“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必须加快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
是啊，共产党人靠什么占领本属于资产阶级的领地呢？一是下大气力发展国有大企业，再是在完成三年国民经济恢复之后，尽快地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毛泽东与周恩来就此交换了意见，最后，毛泽东关切地问道：“恩来，有什么困难吗？”
“人手不够，尤其是懂经济的人才更少。”
“那就从全国范围抽掉。”
就在这时，黄炎培打来电话，询问毛泽东看完了那本王羲之的真迹字帖没有。对此，毛泽东很是不高兴，对秘书说道：“告诉黄任老，我们不是讲好一个月？我给他数着呢！”
对此，周恩来是理解黄炎培催要的心情的，他从旁说道：“可能是黄任老太珍爱这本王羲之的真迹字帖了。”
“请代我转告黄任老：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就催，他失信。谁失信都不好。”毛泽东严肃地对秘书说道。
据许涤新回忆：“五反”运动进入后期时，在如何执行党中央关于处理五类工商户的原则问题上，有几个同志主张以退赔数字作标准，退赔数字最大的是完全违法户；次之是基本违法户；退赔数字最小的是基本守法户或完全守法户。陈总批评了这种意见，认为这种看法不符合党的政策。资本大，加工订货数量大，退赔款自然就大，不能孤立地去看退赔数字。指出不仅要把它同加工订货的数量结合起来，还要看他们平时表现和运动中的态度，否则这三百零三个人中极大多数都将成为完全违法户或基本违法户了，这不符合团结多数、打击少数的原则。”在这样的前提下，陈毅说：“首先，我不赞成谁的五毒款数额大，谁就是违法户。比方说，上海的荣氏家族资本最大，加工订货数量也就自然比其他企业大，这次退赔的数额也就必然多，我们把荣氏企业划成违法户那是不公允的。”
但是，究竟把荣氏企业划为几类呢？在上海市委中的确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有人主张出于统战的原因，可以把荣氏企业划为基本守法户；自然，也有人主张把荣氏企业往低处划。最后，许涤新说道：“陈市长，可否请一波同志请示中央以后再定呢？”
“我赞成。”陈毅看了看旁听会议的薄一波，“你看呢？”
“我可以请示总理。”
薄一波说罢立即给周恩来打了电话，详细地报告了关于给荣氏企业定性的意见。
这时周恩来正为规划第一个五年计划向毛泽东汇报：“已经搞出了框架，再过一段时间，就提交中央讨论。”
毛泽东听后点点头，说道：“我还是那句老话：我们既不照搬苏联的模式，也不要排除向苏联学习，一定要和我们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恩来，上海的情况怎么样了？”
“一波同志从上海打来电话，对荣老板定为几类拿不准。”
“上海市委的意见呢？”
“多数人的意见定为基本守法户。”
“何必那么小气，告诉陈毅同志，再大方一点，划成完全守法户！”
荣老板定为完全守法户在工商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其中，黄炎培听后就兴奋地给毛泽东打电话：“主席，由于你在上海树立了荣毅仁这个样板，上海的资本家都放心了！他们纷纷给我打电话：今后在党的领导下，努力生产！”
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毛泽东要比黄炎培深刻得多了！他一方面为黄炎培带来的消息高兴，一方面又在电话中提醒：“黄任老，他们的话不要全信，因为他们的目的是赚钱，而且有时还不择手段地赚钱！最近，我经常想到你当年在延安说的那个政权更迭的周期率。我们能不能避免？恐怕得加一条：那就是如何处理好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
就常理而言，毛泽东在取得“三反”、“五反”的伟大胜利的时候，他内心一定是很高兴的。但是，当他想到未来需要走的漫漫的长路，又生出心事浩茫连广宇的感觉。再者，今天黄炎培在电话中又说到了索取王羲之真迹字帖的事，他叹了口气，说了这句史有所记的话：
“不够朋友够英雄！”
尾声
一部历史，就像是一条奔腾咆哮的长河，从蛮荒时代流到了今天，记述了发生在地球上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当然，会有雷霆万钧的波涛，也有如诉如歌的小曲；
一个民族，就像是构成历史长河的大小不一的支流，她不仅仰赖历史长河繁衍生息，而且还在把自己的血和汗融入这条历史长河中。自然，会有泥沙俱下的洪峰，也有小桥流水的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