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渡过赤水河后，由统归林彪指挥的右纵队改向叙永、古蔺间的两河镇方向前进，中央纵队、左纵队经古蔺以南向川、滇、黔三省边界的扎西地区前进。二月二日，“右纵队红二师进攻叙永城不克，即撤出战斗，继续西进，于四日同中央纵队、左纵队会合”。二月五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随中央纵队来到川、滇、黔三省交界——赤水河与渭河交汇处的一个渡口，当地人叫“岔河”，旧地图上标明为“鸡鸣三省”。对此，周恩来曾做了这样的注脚：在“四川、贵州、云南交界的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这个地方，党内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张闻天自从撤出遵义之后，他除去参与有关战争决策的政治局会议之外，还要利用行军休息的间隙，起草关于遵义会议的决议——即《关于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因此，他此时要比其他负责同志更为辛苦。另外，他在行军途中常与博古为伴，发现这位党的领导人情绪低落，除去偶尔谈谈往事或对遵义会议的不同认识外，别无话说。再者，博古于军事一道是外行，在失去李德这根拐棍之后，对瞬息万变的战争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在张闻天看来，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这岂不是他自动地放弃了党的领导。但是他再一想博古自遵义会议之后的地位——尤其是党中央决定取消最高“三人团”——等于剥夺了他在军事指挥上的决定权，他很难再领导全党了！张闻天几经思索之后，遂决定找毛泽东单独谈一谈改换党的领导问题。
毛泽东当然清楚在遵义会议之后，博古再继续充任党中央的领导是有困难的。但是，遵义会议对此并未做出有关决定，他这时的身份唯有服从党的决定。另外，他也清楚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时期，党中央的工作重心是指挥战争，而这项中心工作的领导权主要操在他和周恩来的手中，博古及其极少数同情者是无法干预的。换言之，就是不更换博古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也不影响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难过的只是博古，他在实质上失去领导权后产生了失落感。
时下，张闻天“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对此，毛泽东作为战略大家，当然清楚张闻天找他谈这件事的本意。
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毛泽东也清楚自己目前是不能接任博古的领导工作的。时下，谁是最佳人选呢？在毛泽东看来是张闻天。一、他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博古，是第二把手；二、他在共产国际也是通得过的；三、他积极批评博古等人的军事路线的同时，真诚支持毛泽东出山指挥红军。因此，他就明确地认为：“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让洛甫做一做看”。
毛泽东心里虽然已经有了定盘，但他仍然没有当即明确表态要张闻天代替博古，而是说和周恩来商量一下再说。
当周恩来听说张闻天提出要变换领导之后，他的第一感觉是：“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因此，他认为张闻天变换领导的提议是正确的。其次，他本能地认为接替博古的人选“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因此，他当即说了这句话：
“当然是毛主席。”
但是，毛泽东微微地摇了摇头，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
“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
笔者推想，周恩来完全清楚毛泽东的用心。多年之后，他回忆起这件事情，还带有感情地说了如下这段话：
“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
对于毛泽东的这一做法，张闻天当时是没能够理解的。待到延安整风时期，他才真正认识了本质，并讲了这样一段话：
“在遵义会议上，我不但未受打击，而且我批评了李德、博古，我不但未受处罚，而且还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的工作。这个特殊的顺利环境，使我在长久时期内不能彻底了解自己的严重错误。”
对于让洛甫接替博古的领导工作，毛泽东说服了哪些人，包括不包括周恩来？因当事者没人谈起，又无史料记载，笔者只能做以上记述。
是日——二月五日，中央常委在“鸡鸣三省”渡口的水田寨讨论分工问题，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关于这次中央领导的改组，周恩来曾做过如下的述评：
撤销博古的那个声明也没有用“总书记”。那个时候名称也不是那么固定的，不那么严格的，这个“总”字好像没有加上，反正他是书记就是了，因为其他的人做常委嘛。那个时候没有书记处，毛主席总是采用这样的办法来教育人，使大家逐步地觉悟起来。所以，组织路线并没有完全解决。
博古对于由洛甫取代自己的位置是想不通的。但是，他是一位组织观念很强的领导，既然中央常委作出了决定，他就应无条件服从。再说，那时的中央权力并没有像后来那样集中，那样的大。在历经遵义会议后的博古看来，中央的权力实际上就是他负责的那几副装有中央档案、印信公文等的挑子。所谓向张闻天交出“负总的责任”的权力，也就是移交这几副挑子。在他看来，似乎并无多少值得留恋的。
但是，这时的凯丰还是坚决反对改组中央主要领导的。当他听说中央常委决定由张闻天取代博古的消息之后，立即赶到博古的住处，问清了情况之后，指着那几副挑子，很有情绪地说道：
“中央的大印不能就这样交出去！”
博古微微地摇了摇头，低沉地说道：
“大局已定，不好再讲什么，中央的挑子还是要交出去的。”
中央在“鸡鸣三省”稍事休息之后，鉴于“各路敌军逼近川南的情况下，中央红军原定在泸州、宜宾间北渡长江的计划难以实现，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按照中央的这一决定，中央红军迅速脱离川敌，于二月九日先后到达扎西地区集中。“为适应目前战斗的需要，并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以便有力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便于连续作战，军委特决定实行缩编各军团的战斗单位”。据此，中央红军各军团于二月十日进行精简和整编：“全军除干部团外，共编十六个团，红一军团缩编为二个师六个团，红三军团缩编为四个团，红五、红九军团各编为三个团。”由于这次精简和整编进一步充实了连队，使红军的战斗力和机动性大为加强，为而后战斗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领导同志于二月八日随中革军委纵队进驻扎西镇，并在这里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检讨土城战斗时，毛泽东发表了具有说服力的讲话，摘要如下：
这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我们没有歼灭川敌，反而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个败仗。主要的教训有三点：第一，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是三个团，实际是六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越打越多；第二，轻敌，对四川刘湘部队的战斗力估计太低了；第三，分散了兵力，不该让第一军团北上。我们要吸取这一教训，今后力戒之！……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河，摆脱了尾追之敌，改变了被动局面，红军果断地改为轻装，甩掉了笨重包袱，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战、游击战了。从这一点来说，又为胜利创造了条件。
与此同时，新上任的张闻天主持召开了常委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根据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发言，由张闻天起草的《关于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接着，张闻天在扎西军委纵队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该决议，提出当前的任务是：“现在我们要来打胜仗，消灭川滇黔军阀！”
为了加强川南的革命斗争，中央决定派红军五师政委徐策、干部团上干队政委余鸿泽等人组成川南特委，并从中央红军中抽调几百人在石坎子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川、滇、黔边地区积极开展游击活动，策应红军作战。在红军主力渡过长江北上之后，仍留原地，开展斗争。
但是，蒋介石通过不同的渠道，发现了中央红军在扎西集结。他判断红军仍将北渡长江。因此，他“急调滇军孙渡纵队由镇雄、毕节向扎西南之大湾子推进；川军潘文华部以一部兵力固守叙永、兴文、长宁等地和长江、横江沿岸，防止红军北进，主力则由高县、珙县、长宁及其以南地区向扎西推进；周浑元纵队主力正从黔西、大定地区向古蔺、叙永追击”。蒋的企图是把中央红军聚歼于长江以南扎西地区。
面对国民党军主力大部被吸引到川、滇、黔边境，但尚未到达并形成对红军包围的时候，我试图从扎西挥戈北进，出其不意地北渡长江又变为不可能。怎么办？遂又向中央红军提出了新的进军难题。
敌变我也变，这是古今中外军事家所遵循的一条用兵原则。但在实战中，能把这一条用兵原则运用自如的军事家却是很少的。正当大家议论中央红军下一步的进军方向的时候，毛泽东审时度势，走出了一招不仅出我多数红军指战员所料，而且也令敌人大感惊奇的绝棋：挥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
毛泽东的理由是：一、敌人的主力被我调至川、滇、黔边交界处，赤水河以东黔北已经变成敌人最为薄弱的地区；二、利用敌人的错觉——视我红军北渡长江，突然挥师东指，从不利的战局中寻求有利的因素，变被动为主动，换言之，我们即可从消极避战变为主动调动敌人；三、在主动调动敌人的过程中，“寻找有利的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扬红军运动战的特长，主动地消灭敌人”。
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批准，广大的红军指战员又从不利的态势中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二月十一日，中央红军从扎西突然掉头东进，遂又开始了二渡赤水的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