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红四团飞夺泸定桥的时候，左翼纵队在刘伯承、聂荣臻的指挥下，完全实现了毛泽东的战略构想：发起攻击守敌旅部所在地龙八步，“刘伯承命邓华率第二营由路右山腰绕至敌人翼侧，第一、三营由萧华率领从正面攻击。敌只顾守住正面，侧背一挨打就乱了套，争相向龙八步逃命”。
事有巧合，守桥之敌第三十八团不敌红四团攻击，敌该团团长向驻守龙八步的旅长袁国瑞告急求援，旅长袁国瑞说了一句“我这里也很紧张”。就挂死了电话。守敌团长一听，“知道桥西、桥东都来了红军，完全失去了守桥和守泸定城的信心，率残部向天全逃窜”。
恰在这时，我右纵队前卫营进抵距泸定只有四里的安乐坝，击溃了逃敌一个营，并从一个被俘的排长口中获知，当晚守敌的口令是“雅安”。我左纵队于当晚向泸定城进军，利用“雅安”的口令，一枪未放，就夺得了铁索桥东山的第二道战壕，并于夜十时许，夹大渡河而上的两支英雄的兄弟部队在泸定城会师了！
刘伯承与聂荣臻到达泸定城的时候，已经是五月三十日凌晨两点多钟了。他们忘却了急行军的劳累，满怀胜利的喜悦一边视察部队，一边了解攻占泸定桥的详细情况。接着，刘伯承又兴致勃勃地提出：要杨成武陪着他和聂荣臻去看看泸定桥。杨成武提着马灯头前带路，陪着刘、聂两位首长从桥东走到桥西。刘伯承“对每根铁索甚至铁环都看得十分仔细，好像要把整座泸定桥印在自己的脑海里”。他们从桥西折回桥东，走到桥中央的时候，刘伯承突然停住脚步，扶住桥栏，俯视大渡河的急流，着力地在桥板上连跺三脚，感慨地说：
“泸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聂荣臻知道刘伯承昔日在这里打过仗，自然深知泸定桥的险要和夺取这座铁索桥的不易，发出上述感慨是自然的。同时，聂荣臻不仅知道夺取这座铁桥的战略意义，而且也亲身体验了这两天行军打仗的艰难，因此也激动地重复刘伯承的话说道：
“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等中央及军委的首长通过泸定桥。毛泽东站在这座铁索桥上环顾四野，喟叹不已地也说了同样一句话：
“我们胜利了！”
周恩来驻步毛泽东的身边，他似乎很能理解毛泽东说这句话的含义。这不仅标志着红军渡过了大渡河，彻底粉碎了蒋介石要朱毛做石达开第二的幻想，而且也再次证明毛泽东军事战略的高明——在运动中调动敌人和消灭敌人。假如会理会议上林彪等人的意见占了上风，不愿多走路，不想和敌人兜圈子，不论地形、民情和双方力量的对比，硬是在强大的敌人面前逞英雄，打硬仗，啃硬骨头，那红军在大渡河边演出的将是一幕什么样的戏剧呢？真是不堪设想啊！
对此，朱德作为职业军事家和红军的总司令，他清楚毛泽东自巧渡金沙江之后，又连续下了几着极具战略意义的绝棋。如果说四渡赤水使得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并被毛泽东称为得意之笔的话，那么过彝族区、袭占安顺场、飞夺泸定桥，则是红军置死地而后生且又创造了古今中外战史上许多奇迹的神来之笔。因此，他对毛泽东喊出“我们胜利了”这句话，有着非同常人的解释，那就是连毛泽东自己对这几着绝棋，都感到了有几分险情！
此时的朱德不顾年近半百的高龄，还以总司令之身站在泸定桥头指挥三军过桥。当他发现有些来自江西、湖南等地的红军指战员，没有见过更没有走过像泸定桥这样晃动不已的铁索桥的时候，他就亲自传授过桥的经验。当轮到司令部过桥的时候，他就一马当先走上铁索桥，边走还边鼓励身后的同志：“沉住气，不要怕，别看水，看桥板。”更令同志们感动的是，他还仔细检查铺在铁索上面的木板。当他发现哪块桥板和另一块桥板已经脱离开，露出一个大缝，他就弯下身去，把这两块桥板合拢起来。为了确保红军顺利通过泸定桥，他还告诫同志们：“每隔十分钟派人检查一次桥板，踩开的桥板要及时更换。一个人在前面走，后面的人在后面就要及时把桥板弄好。哪个部队过完桥，就要负责把踩开的桥板重新摆好。”
毛泽东看后深受感动，禁不住地暗自说道：“这就是红军的总司令啊！”为此，他依傍着朱总司令不无感慨地说道：
“老总啊，你想过没有？敌人为什么只撤掉桥上的木板，而不炸断这十三根碗粗的铁索呢？”
“我想，敌人是低估了红军的能量！”朱德说罢，又看了看毛泽东微微摇首的表情，“老伙计，你说呢？”
“我看啊，还有一种解释……”
“让我替主席说吧，”周恩来忙接过了毛泽东的话茬，“说句迷信话，那就是主席说的天佑红军。”
“对，对！我看是天佑红军。哈哈……”毛泽东开怀地笑了。
有意思的是，事过半个世纪以后，还有一位美国人布热津斯基也说了类似“天佑红军”的话语：“泸定桥战役是长征途中最重要的一仗”，是“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从而打开了红军北上的道路”，“不管事实怎样，渡过泸定桥对长征而言确实是有重大意义的。要是渡河失败，要是红军在炮火下动摇了，或是国民党炸毁了大桥，那中国后来的历史可能就要改写了”。
对此，毛泽东自有看法。在他的政治、军事生涯中，他是看重“天心顺”的。换句话说，毛泽东胜利了是符合民心的，蒋介石失败了是逆潮流而动。为此，他又喟叹不已地说道：
“老总啊，蒋某人算定你我是石达开第二，现在看来，他的如意算盘又打错了！”
“这都是主席决策的正确！”朱德说罢憨厚地一笑，“当然，在关键时刻用兵要狠，也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
毛泽东知道朱总司令的话语所指：为出敌不备夺下泸定铁桥，下死命令要红四团在一天一夜之中，冒雨跑完二百四十里羊肠山道。为此他叹了口气，说道：
“我们的心是狠了些，可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或许是出于这种原因，毛泽东从不把袭占安顺场、飞夺泸定桥的决策看得那么重，也从不把它们和四渡赤水相提并论，就是在他后来写的《七律。长征》的诗中，也只提了一句：“大渡桥横铁索寒。”也或许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还讲了如下两段话：
“我们英雄的红四团和红一师的同志们，已经完成了一项光荣伟大的任务，夺下了泸定桥，为红军过大渡河开辟了道路。”
“我们的红军真是无坚不摧，所向披靡。有这样的红军战士，我们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
为了表彰红四团在夺取泸定桥中立下的特殊功勋，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等军委首长一致同意，由中革军委发给红四团一面奖旗，给王开湘团长、杨成武政委以及首先过桥的突击队员每人发一套印有“中革军委奖”字样的列宁服，一支钢笔，一个日记本，一个搪瓷碗，一双筷子。当事人都知道：这在当时说来，是最高的物质奖励了！
如果说毛泽东在指挥自己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的时候，主要是由红一、三军团共同完成的，在第一线指挥的不是彭德怀、杨尚昆，就是林彪、聂荣臻，“有时一军团指挥三军团，有时三军团指挥一军团，有时就自动配合”。但是，自打会理会议之后，完成过彝族区、袭占安顺场、飞夺泸定桥，就是由红一军团单独完成的。就指挥系统而言，中革军委——主要是毛泽东作出战略决策之后，交由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与聂荣臻实施。对此，谦虚的刘伯承从未说及自己的功劳。聂荣臻作为红一军团的政委，他也许知道毛泽东的上述想法，在评述过会理会议之后的战略决策的正确之后，又对红一军团的特殊功勋做了如下记评：
单从战役的指挥来说，我认为我们的确走了几步关键性的险棋。我们走胜了。单就一军团范围来说，这次胜利，是几个部队自觉地互相在战术上密切配合、执行统一战役计划取得的结果。如果没有五团远离主力去吸引敌人对安顺场的注意力，一团在安顺场能否夺到那条小船渡河成功，还是一个疑问，固然夺到那条小船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不是一师渡江，与二师四团夹江而上，飞夺泸定桥是否能够那样及时得手，也很难预料，固然四团动作神速勇猛确有独到之处。如果我们当时夺不到泸定桥，我军又是一个怎样的处境？那就很难设想。
但是，毛泽东作为一代战略大家，很快又从飞夺泸定桥的喜悦中冷静下来，他又去找周恩来商议红军下一步该如何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