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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姚秀芝送走了丈夫李奇伟，接着，又把女儿寄养在乡下，独自一人留在血雨腥风笼罩着的武汉，借教授小提琴，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她无时无刻不在惦念远方的亲人。她最怕夜阑人静，一个人躺在**，望着窗外的星空，或是瞧着冰盘似的皓月，这时丈夫和女儿的形象忽隐忽现，牵动着她无限的情丝；她最喜欢甜睡中的美梦，只有在这梦中才能和丈夫相会，和心爱的女儿戏耍、游玩。自然，大梦醒来一场空喜，烦闷的心中，又增添一层怅然的色彩。有时，她暗自责问：“这算不算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呢？”但是，万籁俱寂的时刻一到，她又依热会笃诚地祈祷：“让我在梦中再见见他们吧……”
那年的秋天，姚秀芝接到了组织的通知，调她去上海，和久违的丈夫在一起工作。同时还告诉她：乡下的女儿也接到了上海。他们一家就要团聚了，姚秀芝怎能不高兴呢！她怀着异样的心情告别了武汉，乘着江轮顺水东下，总希望早一点到达东方冒险家的乐园——大上海。一路上，她沉默寡言，幻想着和亲人相见时的情景，甚至如何教女儿拉小提琴，全都想好了。在一个秋雨绵绵的夜晚，江轮停泊在黄浦江畔的码头旁，她望着接船的人群，找不见她熟悉的面孔，暗自说：“奇伟在家哄女儿了，分不开身！”背着小提琴，拎着简便的行装走上码头，按照约定的门牌号码，来到法租界一幢小洋楼前，她任凭激动的心跳个不停，哆嗦的右手还是按响了门铃。很快，门内传来了有节奏地下楼梯的响声，姚秀芝激动异常，真想张开双臂，立刻扑到丈夫的怀抱里。门打开了，出现在姚秀芝面前的不是丈夫李奇伟，而是一位身材魁伟、神态严肃的中年男人。姚秀芝惊得愕然失色，脱口而出：
“啊！是你？……”
“是我。不认识了吗？我就是你的老同学张华男！”
“认识！认识……”姚秀芝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情感，“奇伟他……在吗？”
“进屋谈吧！”张华男稍稍犹豫了片刻，顺手接过姚秀芝那简单的行装，回身关死楼门，沿着木制的楼梯，向二层楼走去。
这是一套比较考究的三居室，两间向阳，一间背阴。姚秀芝忐忑不安地登上二层楼，走进一间向阳的书斋兼会客室，仍然不见丈夫李奇伟的身影，也听不到女儿喊叫妈妈的声音，她无心巡视室内的陈设，焦急地问：
“华男同志，奇伟和孩子呢？”
张华男放好姚秀芝的行装，有点吞吞吐吐地说：
“奇伟同志嘛……他已经离开了上海。”
“什么？他……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呢？”
“这很简单嘛，组织决定。”张华男一本正经地说完，突然把脸色一沉，严肃地说：“至于你的女儿嘛……”他收住了话语，没有再继续说下去。
姚秀芝一听这说话的语气，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她再仔细打量张华男那布满愁云的神情，禁不住地哆嗦了一下，她万分着急地问：
“女儿怎么啦？你……快告诉我啊？”
张华男沉默了一会儿，转身走到写字台前，取来一封信，双手捧到姚秀芝的面前，声调低沉地说：
“这是奇伟同志行前写给你的信，看后就知道了。不过……你一定要坚强些！”
姚秀芝的心快碎了，一种不祥之兆袭上心头。她双手颤抖地接过丈夫留下的信，慌乱地撕开信封，取出一张写得工工整整的信纸，不安地阅读着：
秀芝：
久已盼望的相聚就要到了，可我又要失约远行，心里着实不是滋味！还是你说得对，幸福的聚会，夫妻的恩爱，只能寄希望于未来。
月前，我回家乡接来了彤儿，她长得和你酷似，也很有音乐天赋。由于我这个当爸爸的不称职，致使彤儿染上了猩红热病，来沪的第十天就离开了我们……
姚秀芝读到此处，如雷击顶，顿时失去了知觉。她双目迟滞发呆，脑子里出现了一片真空，不但正常的思维停止了，而且心脏也像是停止了跳动。她几乎变成了一个神经错乱的人，狂癫地说着“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当她的神志清醒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她哭干了眼泪，她感到这间书斋兼会客室的空气太稀薄了，胸憋气闷，快要到令人窒息的地步。她缓步走到窗前，木然地打开了两扇窗扉，一阵风雨扑面袭来，禁不住地打了个寒噤。接着，她把上身探出窗外，任凭凉飕飕的秋风吹着，淅淅沥沥的秋雨淋着。她缓缓地仰起头，眺望风雨如晦的夜空，自言自语地吟诵了一句剑湖女侠的绝命诗：
“秋风秋雨愁煞人！……”
大半夜来，张华男一直坐在沙发上，不停地吸着香烟，一支接着一支。他没有说一句宽慰姚秀芝的话，因为他懂得一切解劝，只能加重姚秀芝内心的痛苦。同时，他还十分了解姚秀芝，她是一位能够肩负精神重荷的女同志，会排解内心的苦痛。待到姚秀芝从窗外缩回上身，关死窗扉，拉上窗幔以后，张华男才不慌不忙地站起身来，送上一块热毛巾，关切地说：
“秀芝同志，快擦擦雨水吧！”
姚秀芝神情呆滞地接过毛巾，擦了擦满脸的雨水和泪痕，旋即又低下头，搓了搓湿得一绺一绺的头发，然后仰起头向后一甩，那湿透了的乌发散披在肩头，她那张苍白的脸庞被灯光一照，连一点血色都没有。她望着垂首不语的张华男，心里生出一种异样的情感，她理智地控制住自己，吃力地张开冷得发紫的嘴唇，声音有点喑哑地说：
“你就是我的接头人吧？”
“是的！”
“请交代任务吧？”
“不急！待你心情好些再说。”
“我看没有必要，请说吧。”
“那好……”
接着，张华男说出了组织的决定：为了便于开展秘密工作，要姚秀芝和他一起住机关，二人公开的身份是夫妻。
姚秀芝听后惊得晃了一下，险些栽倒，她双手扶住了一把椅子，终于稳住了身体。霎时，一种又苦又涩的味道涌上了心头，委屈的泪水溢满了眼眶，她急忙低下头，不愿让对方看见她这猝然而起的痛苦表情。她镇定了一下情绪，低沉地问：
“请你再说得详细一点。”
“组织上为你安排好了职业，在一所中学教授音乐。你的任务是做我的秘书，负责跑几个重要的交通点，以及整理有关的材料。”
革命的工作是神圣的，无条件服从，是一切革命者所笃信的法规。革命者的爱情是圣洁的，它不是宗教信仰、崇高理想所能规范了的，因为这些只能是友情，不能替代人世间的真正爱情。姚秀芝奉命来沪，是要和丈夫团聚，共同献身于革命事业的，眼下情况发生了骤变，丈夫远去了，和自己同居一室的却是张华男——尤其当她想到在苏联学习期间，他把丈夫打成托派，死皮赖脸地追求自己的往事，她委实有些为难了，不知该如何回答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