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蒋经国遵命打开了防空洞中的收音机，于是，整个防空洞很快回**着宋美龄用英语播出的话声：
“……诸位，你们在无线电中，或许可以听到大炮的声音，然而这里垂死者弥留的呻吟，受伤者苦痛的叫喊，以及房屋倒塌的声响，我虽希望你们能想象得到，但是听不见的。那些流离无定，惊惶失措，无家可归的大批人民，他们的苦难，他们的饥饿，以及慈母悲悼她爱子的眼泪，家室被烧时的黑烟与火焰，种种凄绝人世的境况，你们又哪里看得见呢？……”
二十四一架著名的互型客机，穿破山城浓密的雾层，象是一只银灰色的鹏鸟，十分舒展地向着东南方飞去。这就是宋美龄飞赴香港”治病”乘坐的专机。
宋美龄安详地坐在舒适的座椅里，微闭着双眼，眉头露出一丝不适应飞机升沉的苦色。飞机终于结束了翘首升空的阶段，宛如一艘特制的游艇，平稳地急驰在长空碧海中。宋美龄缓缓地睁开了那对俊俏的双眼，女侍走上前来轻轻解开她的安全带，旋即又送来一杯鲜美可口的果汁。她无心隔窗欣赏机下的万甩云海，也不想和随侍开心解闷，依然陷沉重的凝思中有顷，她小小地呷了一口果汁，打开公文皮包，取出戴笠呈交的那份材料。俯首一看，扉页上写了这样几个字这就是日本人称之为”桐工作”的文本。
所谓”桐工作”，即是日本特务机关对”重庆和平路线”一同的暗语。宋美龄随着一页一页地翻阅”桐工作”文本，她的思绪又渐渐地闪回到圣战所走过的坎坷之路上去了……
抗战爆发以后，日本军国主义者曾经有过一种狂想：只消一个圆合的较量，就可以迫使中！当军队订立城下之盟。然而，“开战当初拥有二茛一十余万人的中国军队，自从初期作战以来，连续战败，蒙受了重大打击，一时曾锐减到九十万人，而日军亦因当当；爻盘踞在满蒙北边苏联大军的牵制，对于调动大量兵力到中国大陆则一直踌躇不决。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以抗战情绪日益旺盛的中华民族为对手，在辽阔无垠的大陆上，以派遣军的有限兵力，欲期急速结束事变，几乎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了。反之，拥有四亿人口作为后盾的中国军，却做出不懈的努力，进行无限的补充？逐渐恢复了战斗力。一年后，即从一九三九年底起至第二年一月，终于在汉口北部和南宁两个战线上，竟敢积极地进行了一场从开战以来无与伦比的大规模反攻，给日军以很大的冲击……战争越来越趋向持久故的迹象更加浓厚了。”既然靠军事手段结束战争的前途难以预卜，那就只应通过谋略的手段寻求新途。正如当事人今井武夫事后回忆的那样：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脱离重庆的汪兆铭一派所推行的和平运动，是以国民党为核心，并由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因而，日军对解决事变的方策，自然也就从武力第一转移到重视政治策略方面了。
毋庸说，从本质上不能不这样考虑：成立南京政府自然还不是其目标，而是与重庆政府间实现全面和平才是最终的目的。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无非是从侧面推进的策略，只能看做是一个阶梯罢了。
汪派的活动是为了成立政府，首先进行了慎重的准备，并历经了各种渠道，计划在组成政府，等到政策获得成功后，再进行劝促重庆政府阵营的转化工作……今后南京政府将致力于与重庆政府间的全面和平，乃是它的当然职责。我们认为，今后应以其结果如何，来论定成败。因此，自从一九三九年秋季以来，在建立汪的和平政府的同时，我还努力开辟与重庆政府间的联络路线。
这就是”桐工作”的由来。
当时，日本海军对大陆沿海地方，进行了全面封锁。香港一地，对重庆政府来说，成为唯一对外联络线的基地，成为各机关和要人们的落脚点。因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于一九三九年十月在南京成立不久，于十一月底，就重新起用参谋本部铃木卓尔中佐驻在香港，命其策划建立与重庆政府间的联络路线。同时，选调昔日策动汪精卫自重庆出逃的千将——时任帝国参谋本部中国课负责人今井武夫来华，在中国派遣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的统一领导下完成此任。
铃木中佐到香港上任时，宋子文偕其二弟宋子良等人一同住在香港。铃木经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的斡旋，提出要会见宋子良。但宋却以个人的政治活动，必须特别得到其兄宋子文的同意为理由，度予以拒绝。
不久，蒋介石获悉铃木中佐求见宋子良的信息，他为了从政治上遏制汪伪政权的成立，同时也为了缓解自身偏安蜀地的不利形势，自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把这一举动岀做砝码，争取国际的援助，他历经深思熟虑，同意和日本人在香港秘密接触。
但是，时任西南运输公司主任的宋子良满脑子是生意经，没有对日交涉这类大事的经验，是个不称职的人选。另外，像日蒋密谈这类大事，万一走漏了消息，他蒋某人必然成为汪精卫第二，变成新的汉奸靶子，风险实在是太大了！如果易人参加密当当谈，又必然给日本人造成一个迫于求和的印象，这对谈判是很当利的。怎么办？蒋介石进退维谷，苦无良策。
俗话说得好贼人有妙计。戴笠终于为蒋介石想出了万全之策？。他手下有一名精通外事的干部叫曾广，长得和宋子良极像。由曾广冒名顶替宋子良和日方谈判。万一这次密谈失败或生出其它枝蔓，请出真的宋子良辟谣，蒋介石依然立于不败之地。蒋介石看过曾广的长相以后，激动地说：
“万无一失，干！”
为了策应”桐工作”的进行，给日方做出重庆最高当事人重视的姿态，蒋介石又动员宋美龄亲赴香港休养。
“——当”型客机就要安抵香港了，宋美龄看了看曾广的相片，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她把”桐工作”文本收好以后，女侍走上前来帮她系好安全带。旋即，她又习惯地微闭上双眼，准备承受飞机降落所造成的不适。
宋芙龄下榻于香港沙逊街孔宅。她的女主人就是蒋、宋、三大家族结盟的纽带——宋氏家族的大阿姊宋霭龄。
宋霭龄迁居香港，并非是为了躲避日机的轰炸。她肩负着对曰本进行秘密和谈的使命而在香港发号施令的。准确地说，她比小妹宋美龄策应”桐工作”整整早了两年。为了追记这段鲜为人知却在日本参谋本部记录在案的秘史，现摘录当事人今井武夫的有关回忆如“孔祥熙在日华事变的初期，不仅身居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要职，而且是多年来掌握中国金融经济界实权的人物……从他作为财阀的观点来说，也是比较属于日华和平主义者阵营的。
“我从一九三六年在上海他的私寓初次会唔以来知道他对于解决日华问题具有异常的热忱。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他或是立即从外游地方派秘书到北平，或者在事件扩大成为中国事变，国民政府迁逃内地时，他仍把私人代表留在上海及香港，作为对曰联络的触角。
“一九三八年五月，第一次近卫内阁改组，宇垣一成大将代替广田弘毅出任外相时，重庆国民政府张群外交部长拍来贺电，预示希望宇垣能执行素日所抱负的日华协调主义的对华方针。以此为机缘，双方开始进行联络，宇垣认为作为中国方面对曰本方面的联络人，为了避免世人的注目，期望由历来对日关系比较疏淡的孔祥熙等人登场。
“孔祥熙的驻港联络人乔辅三，于卢沟桥事件爆发时，正眼！随孔祥熙出国，逗留在伦敦，得悉事件发生后，立即经炎国匆匆归国，出现在北平。为了寻求解决事件的出路，曾四处奔走。
“那时我正在北平大使馆武官室任职，和他有过多次协议的经验。他以前曾长期充任孔的秘书，对于日华亲善是抱有热情的。
“可是在中国，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有力的政治家和要人们，都有这种涉外人员。在某种场合，竟把持有完全矛盾的主义或主张乃至对立政策的说客放到社会上去，让他们肆意地自甶行动，等时机一到，或是采纳抗日论的部下的主张，或是录用持和平论的部下。这一套可说是惯用的手段。
“当时，蒋介石就驾驭着抗日亲日两匹马，这无异指的是他对这种人的利用方法，在复杂的中国政界，倒是无足为奇的。
“乔辅三担当着孔祥熙政策的一个方面，这是不会错的。可是乔的对日接触，并不是孔的政策的全部，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那时，乔所提的和平条件是尊重中国领土及主权等问题。
大体上是以去年的广田三原则为基础，并没有超出其范围的东西。到了后来，双方谈判似乎有所进展，甚至达到了计划宇垣外相与孔祥熙会谈的地步……当时外相恰巧遇上兴亚院设置与否的问题，他认为此事有损于外务省的外交大权而坚决表示反对，于九月二十九日，终于单独提出了辞职。与此同时，通过孔祥熙路线的日华和平工作，也以虎头蛇尾而告终。”
宋霭龄作为政坛老手，非常清楚小妹宋美龄香港此行的目的，很快促成了秘密的香港会谈。对此，今井武夫做了如下记述！
“中国方面除自称宋子良的一人外，以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陆军中将陈超霖及前驻德大使馆参事、现任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的章友二为委员，侍从次长陆军少将张汉年为预备委员，张治平为联络员，派遣到香港。三月二日全体人员到达该地。
“另外，宋美龄于五日到香港，从侧面协助中国方面的代表。会议的结果除通过无线电联络外，还特别设有联络组，每天乘班机往返于香港和重庆之间，可以在次日的会议前，就能接获政？府中枢部门的指示。对方夸耀说，这和在重庆开会别无两样。
“会议从七日以后，每晚约从九时到深夜，在东肥洋行二楼举行。第一天因今井所乘的船未到，所以主要只是进行了一般的座谈。从八日起，全体人员到齐，才进行会谈。
“日方出示了陆军大臣畑的证明书，中国方面只有陈超霖、。章友三两人出示了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的证明书，相互证实对方的身分后开始进行了讨论。转天，九日深夜暂时休会。十曰整理文件材料，会谈宣告结束。
“在这次会议进行的第二天，突然发生一件事故。八日上午张治平特地要求会见铃木中佐，面交了备忘录。其中内容是这样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