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冯相见恨晚
汪精卫虽然借行刺摄政王一举名震天下，但也正是因行刺失败被囚吓破了胆，终生害怕遭人行刺。他北来郑州会晤冯玉样的主要目的，是拉冯反蒋，夺回被蒋抢去的军政大权，成为华夏名符其实的第一人。时下，他突然听说蒋、冯暗中勾结，密扣他一行于郑州，故吓得魂不附体，也未及分析这份密电的可靠性，甚至和冯玉祥连个招呼都未打，便私自改变会议进程，提前登车南返，真是有失所谓政治家的风范！
对此，冯玉祥却蒙在鼓里，心里极不痛快！数年之后，他回忆起这次郑州会谈，对汪精卫一行不告而辞的行为，极为愤您：’
“宁汉两方意见越闹越深，但真实内幕毕竟如何，我一点都不清楚。此次参加郑州会议的朋友，有的曾是共患难，有的为我素所钦敬。他们都是个中人，我正想乘着会议完毕的时候，和大家详细地谈谈，把各项问题讨论讨论，商量一个办法。可是想不到他们突然间说走就走，怎么也留不住。我到车站送行，问他们何以来去如此匆忙，都说武汉有要紧事急待料理，故不能耽搁。我心真是有点纳闷，后来才知道是因为陈某拍给他们一个电报，说我已与蒋先生勾结好了，，此次要在郑州扣留他们。唉！这话哪里说起！……此事至今想来，一方面我以为是许多朋友那时恐怕还不真认识冯玉祥是个什么人；一方面我也要承认自己的过错。我的错误在哪里？就是这个老粗太老实，太坦直，不会周旋应酬。我若是能随和随和着请请客，说些好听的门面话，使大家―其中汪精卫一人最有关系―心里痛快痛快，当也不致如此。我一生吃亏就在此类地方，老毛病恐怕总改不掉了。
冯玉祥虽然不满汪精卫这伙大员不告而辞的行为，但他从汪精卫一行人的口中获悉了宁汉对立的实质，是争夺国民党的领导权。而在“分共”、“排俄”方面却不谋而合，达成了共识。冯玉样依然是出于自身的利益，遂决定在“共同反共”的立场上来调和宁汉双方，使他们能协同一致，进行军事上的所谓北伐。为此，他利用唐生智曾表示决不自己打自己，即决不打蒋，也不反蒋，于六月十四日给蒋介石发去如下这则试探电文：
日前唐孟潇（生智）同志南返，临别与弟郑重表示，决不与蒋会为难；如与蒋公为难，我辈将自革其命，又何以对革命二字；均嘱弟转达。
这则试探电文发出以后，一天、两天过去了，均未收到蒋介石的回电。冯玉样黯然自骂：“这个蒋某人又想玩什么新花招！”而在第三天―六月十七日突然收到蒋介石的回电：邀请冯玉祥在徐州相见。他掂量掂量手中的电文，下意识地自语：
“看来，蒋某人此举意在拉我打汪……”
冯玉祥完全猜对了，蒋介石邀他举行徐州会谈，本意就是拉冯打汪，尽快由蒋完成统一国民党，进而完成统一中国的所谓革命大业。
在宁汉对峙不下的政局中，冯玉样的地位很似楚汉相争天下时的韩信。所不同的是，蒋介石不是西楚霸王项羽，汪精卫更不是沛公刘邦。但是，他们都清醒地知道：谁能取得冯玉祥的支持，谁就能得天下。因此，当蒋介石获悉汪、冯在郑州会见之后，立即召来得力大将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密商对策。诚如李宗仁追述的那样：“武汉方面策动‘郑州会议’的目的有二。其一为南下防共，因中共密谋已露，变生肘腋，不得不防。其二在重行部署其所谓‘东征’计划。武汉方面以河南地盘饵冯，固希望冯氏沿陇海路东进，而武汉军则顺流而下，如是，可一举而囊括东南。”同时，蒋介石由冯玉祥驻南京的代表李鸣钟口中获悉：冯玉祥“未为武汉方面甘辞厚饵所动。且冯在陕西时，对共产党活动已深感不满而屡加抑制。此次郑州之行，对武汉方面的建议，仅漫应之，使武汉领袖殊感失望。”当蒋介石进一步获悉汪精卫一行为防被扣，匆匆南返，以及收到冯玉祥的试探电文之后，他毅然决定：电邀冯玉祥举行徐州会议。
六月十七日，蒋介石偕李宗仁、白祟禧等高级将领，以及冯玉祥的代表李鸣钟离宁北上，在徐州静候冯玉祥的到来。
蒋介石、李宗仁等人虽然早就听说冯玉祥的鼎鼎大名，但从未谋面议事，更无私情交往。他们所听到的传闻皆为冯玉祥的形象不佳，是一代军界怪杰。请看李宗仁事后所记：
“冯氏行伍出身，未尝受正式军事教育。其部属也多系行伍出身，纵是高级长官，也每有目不识丁的。所以冯氏治军，仍一本中国旧军的陈规。部下犯过，纵是高级军官，也当众罚打军棍，初不稍贷。其部将也专以效忠其个人为职志，部队固然是其私产，将校也是其奴仆。军官每有升迁，冯氏常按北方军的陋习，先罚打军棍数十，然后发表升官派令。故其部属如有无故被打军棍的，其同僚必购酒肉，燃爆竹，为渠庆贺，因打一顿屁股之后，必然又官升一级了。这种侮辱人性的作风，冯氏行之不以为怪。
冯氏治军素称严厉。渠因饭依基督教，不烟不酒，所以其军中烟酒漂赌，概行严禁，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为时人所称颂。冯氏也很能以身作则，粗衣素食，与士兵共甘苦。渠尤善于装模作样，能躬自为伤病兵员洗脚、剪发。偶有士兵思亲、思乡，冯氏便令将其父母接来军中小住，关怀弥切，优礼有加，每使头脑纯朴的乡人父老感激涕零，叮盼子侄为冯氏效死力。
惟冯氏的为人却难免恃才傲慢，倚老卖老。渠又口才伶俐，演说起来，幽默讽刺一时俱来，极尽尖酸刻薄之能事，常使听者处于尴尬万分的境地。所以冯氏实可说是一时的怪杰。以渠的历史背景和习性来加人革命，与一般党人与胡汉民、蒋中正、谭延闻等相处，令人有凿柄不投之感。”蒋介石面对这样一位听说中的对手，如何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呢？他只能从冯玉祥的性格、处境、希望，以及汪、冯郑州会议失败的教训中去寻找答案。待到蒋的专列就要安抵徐州的时候，他终于微笑地点了点头，自言自语地说：
“我蒋某人此刻需要你冯玉祥，而你冯玉祥此刻不更需要我蒋某人吗？只要是相互需要，就一定能谈成两厢情愿的买卖！……”
这时的冯玉祥，实在是太需要蒋介石了！“由于宁汉对峙，使冯部在陇海、京汉及济宁、曹州各线单独受敌。他的部队虽然庞大，但属南口溃败以及久战之后的复苏，自己感到外强中干，惟恐在宁汉对峙过程中，奉鲁军阀乘机合力来攻，导致自己部队的再度毁灭。这种恐惧在他后来给李烈钧的电报中暴露得很清楚。电文历数南口大战以来元气大伤、粮晌魔乏的情况，讲到‘河南有五十万大兵，皆来挂我旗号，不听命令，不听调遣，有款有衣，即称之为长官，否则即鸡犬亦不如矣’！‘若靳云鸽，发三十万不动，发五十万不动，非但不动，且与敌勾结而谋我矣！情形如此，自保尚且不能，何能以大力攻徐乎？’冯玉祥历来受军阀思想影响，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视同生命，因此他迫不及待地希望消饵宁汉争执，以共同对付奉鲁军阀，挽救军事上的危机。”
另外，随着冯玉祥所部胜利挺进河南，听从收编的大小军阀越来越多。他本已十分拮据的军费就愈显捉襟见肘了。郑州会议之前，他原希冀自命为合法的中央政府能解囊相助，没想到汪精卫借口武汉国民政府经济困难，竟然一文不给，令他失望之极！他几经权衡，决定驱车东去参加徐州会议。但他还是忐忑不安地发出这样的自问：
“蒋某人是行伍出身，不应该像汪精卫这帮文人那样抠门吧？……”
冯玉祥于六月十九日凌晨乘上东去的专列，继续思索如何与蒋介石讨价还价，做成一笔不蚀本的买卖。随着思路的展开，他又猜想蒋介石这个对手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当他想起汪精卫等大骂蒋介石独裁，是背叛孙中山先生的新军阀之后，遂又禁不住地想起了当年的窃国大盗袁世凯，以及以儒将自嘘的吴大帅，他不无蔑视地笑了笑，似乎是在说：“这些旧军阀头子我都不怕，难道还怕和你这个新军阀蒋介石打交道？”另外，在冯玉祥的心目中，蒋介石坐镇徐州，静候他的到来，是给他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架子，是让他朝圣、进香，因此，他有些不快地传下命令：
“车抵徐州之前，任何人不得通禁，我需要好好地睡它一觉！”
东去的列车急驰在夜幕笼罩的豫东平原上，频频吼叫的汽笛尚未驱走漫漫的长夜，新来的高兴亚秘书手持急电，惶恐地叩开了冯玉祥的包厢车门：
“报告！蒋总司令自徐州发来急电。”
“马上就见面了，还发什么急电！”冯玉祥不快地说罢，又打了个哈欠，依然有情绪地哼了一声，“还没见面交手，就想给我来下马威，让我俯首称臣。我冯某人是老虎拉碾子―不听（挺）你蒋某人这一套！”
“那，你的意思……”
“把他蒋某人的急电收着，今夜我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