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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黄绍花这种特殊的心态,李宗仁视为韬光养晦,坐等权变。所以,他认为黄就是没有完全看穿蒋介石的权谋,也决不会去安徽当省主席。白崇禧则认为黄看破了红尘,失去了对政治的热情,只要对黄讲明利害,指明前程,他依然会蟠然图新的。白崇禧兴致勃勃地赶往上海,当即约见黄绍兹,并开门见山地说:“鹤龄在安徽弄得很糟,再难做下去了。老蒋有意请你去接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把李调往广西省任主席,把黄旭初调中央。德公要我同你商量一下,听听你的意见。”

黄绍站早就看穿了蒋介石搞李品仙的真实目的,这是全面报复桂系的前奏,但他没想到蒋某人借此又搞到自己的头上。为了给白崇禧指点迷津,他直言相告:“这是老蒋的毒计呀!我们千万不要上当。”

“不见得吧!”

“你读过二桃杀三士的故事吗?虽然实际情况不同,但也颇相似。桂系统治下的两个省―安徽、广西,李品仙在安徽弄得很坏,现在把他调回广西,岂不也要把广西弄成安徽那样吗?黄旭初虽然没有什么才干,但守成是有余的。我是广西人,我反对把李品仙调回广西。这回蒋恨我到了极点,他要我去安徽是好意吗?无非是要我到‘截乱’前线上去试试,再来整我,这个当我坚决不上。我提醒你也不要上当。李品仙做不下去,另换一个广西佬好了,或另换一个接近我们的外江佬也好。”

白崇禧听了,只得扫兴而去。

对于白崇禧的上海之行能否成功,蒋介石是没有把握的。他为了借“请君入瓮”之计搞掉黄绍兹,进而达到孤立李宗仁的目的,又通过其他渠道对黄进行游说,但都被黄绍过谢绝了。

蒋介石的确是低估了黄绍兹的才智和能量,从而才造成了请而不就的狼狈境地。既然黄氏执意谢绝,为平衡和桂系的关系,他就起用另外一员桂系大将夏威出任安徽省主席。

蒋介石实施借白崇禧之力,说服黄绍兹出长皖政,进而引起黄、白内江,削弱桂系实力的计划朱果之后,他认为除去黄绍坊为人精明之外,李宗仁一定是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因此,蒋、李之间的矛盾越发加剧了!同时,也促使他对拿掉白崇禧下了决心。

这些年来,蒋介石对白崇禧的任用,是和李宗仁的位置有关的。因为李、白在蒋介石的心目中是两个人,一条心,决不能把李、白搞在一起变成一个人,一条心。有鉴于李宗仁、白崇禧曾于1927年8月胁迫蒋一度下野,所以抗战以后,他一直对李、白采取隔离政策:十一年来,白在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任副总参谋长、军训部长、国防部长;李则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汉中行营主任、北平行营主任(后改行辕主任)。蒋以为如此布置,李、白就不能联合一致,对他造成威胁的势态。而今李宗仁当选副总统,依照蒋的一贯做法,白崇禧就不能继续做他的国防部长了。

如果说蒋介石处置黄绍兹的办法是礼贤下士之举,那么他免除白崇禧国防部部长则是公然行使总统手中的大权了!当他把一切布置完毕之后,遂召见白崇禧,并开门见山地说:“健生,今天请你来,是和你当面商量一下工作安排的问题。”

白崇禧自打协助李宗仁竟选获胜之后,无时无刻不在想自己未来的去向,或曰蒋介石将会如何报复他。为了防止遭蒋贬滴,他还有意做出缓冲蒋、李矛盾的态势。今天,他听了蒋介石的话后,直感是蒋介石开始报复他了。但是,再一思索问话的口气,他又把蒋请他当李宗仁和黄绍站的说客之事联系起来,误认为蒋是信任他的。这也是他未和李宗仁等老友谈议自己去向的原因。他沉吟片刻,采取以守为攻的策略,十分客气地说:“新的内阁就要成立了,我的工作安排一如既往,惟总统之命是从。”

“健生的态度是好的,也足以见得你我是知心的。”蒋介石早已料到了白崇禧会作如此答复,借机又给白崇禧戴了一顶高帽子,哄得白氏的心里乐滋滋的。他有意停顿了片刻,故作满意状地点了点头。旋即,他又把脸色一沉,显得十分沉重的样子说道:“时下,刘邓所部跳出了大别山,这样一来,江淮湖汉大片土地就难于安宁。我思之良久,能和刘邓抗衡者,能确保中原大地安全者,非你莫属,为此,我决定调你出任华中‘剿总’总司令。”

这就是命令:白崇禧的国防部部长即日起免掉了,并外调出任华中“剿总”总司令。这对白崇禧而言,不窗为晴空霹雳,他惊得一下子怔住了,不知该如何回答才好。

“国防部长一职,交由新从美国归来的何应钦担任,你有什么意见吗?”

抗战胜利后,白崇禧担任国防部部长,并非是蒋介石的原意。在军政部改为国防部之前,蒋介石所属意的国防部长是李济深。由于蒋氏深知李和中共及民主人士过从较多,想借封官之机把李拉过来。遂和李谈话的时候.提出立即准备“剿共”内战为交换条件,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李济深的拒绝。旋即,蒋氏才又以同样的条件征求白崇禧出任国防部长,因白坚决反共,并曾每与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大屠杀,二人一拍即合,于是白崇禧当上了国防部部长同时,蒋介石唯恐军权旁落,又任命自己的亲信陈诚为参谋总长,实权都在陈诚的手里。白崇禧不仅有职无权,_且不能参加黄埔路官邸的作战会报。因此,白荣任国防部部长之后,对亲朋好友发牢骚,对参加作战会报的那些人,异常蔑视。从某种意义上说,喜欢领兵打仗的白崇禧,对这个徒有虚名的国防部长是没有多少兴趣的!

说到蒋介石请白崇禧出任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又很自然地想到了蒋介石1947年11月10日的召见:蒋介石以人民解放军刘伯承、邓小平统率的中原野战军七个纵队于夏秋间强渡黄河,向大别山进军,直接威胁南京为由,要白崇禧在九江设立国防部长指挥所,以对抗大别山区的刘邓大军。11月中,国防部长九江指挥所正式成立。这是白自任国防部长以来蒋首次给他以部队的指挥权。应当说,蒋、白在抗击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刘邓大军方面,二人合作还是愉快的:正因为如此,白崇禧又产.生了一种错觉:蒋介石此举可能赋予他重兵和指挥大权,要他在中原大地和共军决战。所以,他又以“失之东隅,收之桑愉”**。正在这时,蒋介石又突然发问:“健生,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建议,都可以说嘛。我只有一条原则:凡是利于和共军决战的方案,我都会采纳的。”

自抗战以来,白崇禧在蒋介石面前决不是一块硬骨头。相反,为了自保还不得不委曲求全。今天,他认为国防部长是不会失而复得了,未来的文章唯有做在华中“剿总”总司令上。他一是听了蒋介石这番如此诚恳的话语,觉得仍可向蒋晋言;再是他认为自己在出任华中“剿总”总司令之前,也必须当面向蒋介石讲清条件。所以.他借机讲了长江以北国共两方军队的态势,以及未来的战略设想。最后,他又说:“自古以来,所有军事家都有一个共识:守江必先守淮。因为淮河既是长江的前哨,又是国军第一道遏制共军南图的屏障。因此,若想完成这样一项带有战略全局的重任,不能政出多部,令出多门。也就是说,江淮河汉地区只能有一个华中‘剿总’司令部。我的总部设在蚌埠,以华中部队运动于江淮之间,进行攻势防御,堪谓相得益彰。”

蒋介石自然清楚白崇禧的全部意图: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全部划入他的统辖范围。他暗自计算了一下,布防这一地区的国军约有八十万之众,如满足白崇禧的这一要求,白就真的变成了当代陈兵长江以北的曹孟德了!这是蒋介石绝对不能容许的。同时,也不符合外放白崇禧的目的。他听完白崇禧的建议后,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你说得不无道理!可我已经作了这样的安排:将来在徐州再设一个‘剿总’总部,由刘峙负责。”

蒋介石作此安排,等于把驻守华中一线的部队分为两大部分:一是设在武汉的华中“剿总”总部,由白崇禧负责;再是设在徐州的“剿总”总部,由刘峙负责。这当然和白崇禧的设想相去甚远。因此,白崇禧近似本能地说道:“我不能不提醒总统:这样的军事部署,是犯了兵家的大忌!”

“为什么?”

“结果是华中的兵力分割使用,一旦和共军在此地决战,必败无疑!”

“哪有这样严重!到时由我亲自协调,一分为二的华中兵力,还可以再拧成一个拳头对付共军嘛。”

“那就请委任其他将领出任华中‘剿总’总司令吧!”白崇禧说罢愤然离去。

李宗仁不仅看出调黄绍过接任安徽省主席,是蒋介石设的一石二鸟的政治圈套,而且自当选副总统那天开始,他就预感到了白崇禧一定要外放。所以,对蒋介石如此安排白崇禧,他毫不感到意外。同时,他认为刚惶自用的白崇禧惟有在这种境遇中,才能听进他这位老友的话。

是年6月6日,李宗仁和程思远应邀来到白公馆,听白崇禧讲述蒋介石召见的经过。李听后只微然作笑,一言不发。后来,白崇禧的夫人马佩璋在内室可能听不下去了,气乎乎地走到客厅,刚欲开口对李宗仁说几句发泄和不满的话,又觉得这样做对待新当选的副总统未免太过分了,于是把矛头对准程思远,说:“思远!你同邱毅吾(即邱昌渭)做了一件好事,把德公选为副总统,而把我们健生拉下台了。”

“拉下台还可以再上台嘛,”程思远是一位达观的政治家,况且又小白崇禧近二十岁.故倚小卖小地开玩笑,“请嫂夫人放心,在国势如此艰危之时,蒋总统是不会不用健公的。”

“把我外放武汉,去当华中‘剿总’司令,我才不去呢!”接着,白崇禧又从全局战略的角度,大讲了一番“守江必守淮”的道理,最后,他格外愤慨地说道:“德公,我的这些想法决非是出于私利,而是一片赤诚的丹心。可他蒋某人呢,为了籍制我白崇禧用兵,竟然起用最无能的福将刘峙坐镇徐州,这不是在坐视共军肆虐,江山变色嘛!”

李宗仁依然平和地坐在沙发上,倾听白崇禧近似发怒的谈话,他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以示赞成。这些年来,他早就从和蒋氏斗法的失败中省悟出这样一个道理: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均出于“削藩裁军,一切权力归中央”的集权思想,早日确立以他为主宰的中央集权的蒋氏王朝。北伐之役、蒋桂战争、中原大战……一直到前不久竞选副总统,都说明蒋介石对地方实力派只有消灭一途.决不会携手联合,定国兴邦。说到党权和军权、蒋更是要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让那些对他忠诚无二的奴才代他去行使权力,把所有不拜蒋记这座码头的干才,不是弃置不用,就是给个虚名,成为蒋家王朝精诚团结的点缀。而白崇禧恋栈不舍的国防部长一职,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起这种作用的。对此,李宗仁只说了这样一句话:“国防部长的名好听.可就实权而言,华中‘剿总’司令一职更好一些。”

“可他蒋某人并非是诚心诚意放手让我去当华中‘剿总’司令啊!”白崇禧生气地说。

“你怎么这样糊涂呢!他蒋某人对我们何时放过手呢?”李宗仁没想到白崇禧会提出这样幼稚的问题。心情顿时变得沉重起来,进而又颇动感情地说,“如果他蒋某人有这样的心胸,就不会软禁他的盟弟和恩人张汉卿,也不会让你做听着好听,却没有一点实权的国防部长,更不会用无意竞选的孙哲生和我们打擂台,然后再外放你白健生!”

白崇禧可能是气在火头上,对李宗仁这番话怎么也听不进去,负气地说:“德公说的这些我全都懂!今天,我把话挑明了:党国存亡之大计,当然也出于我的进退,他蒋某人不答应我的条件,我就决不受命!”

李宗仁不再说些什么,客厅中突然变得空寂无声,气氛也显得有些紧张。程思远打圆场道:“那健公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吗?”

“我今晚乘夜班快车,偕夫人去上海休息。”

白崇禧为什么敢于如此强硬地抗命不从呢?因为他的心中有一本帐。换句话说,他认为自己心中的这本帐,可以迫使蒋介石同意他的请求。白崇禧清楚活跃在江淮河汉一带的中共部队是刘邓大军,在国人,乃至于欧美诸国的军事家的眼中,刘伯承是当代中国久负盛名的军事家。国共交战的实践证明,蒋介石的宠将“中原王”汤恩伯,远不是刘伯承的对手,眼睁睁地看刘邓大军日渐壮大。待到刘邓大军突然跃进大别山,直接威胁武汉三镇以及九江等战略要地之际,蒋介石不得不请白崇禧设国防部指挥所于九江,并授给军权对付刘邓大军。而今,蒋介石任命他为华中“剿总”总司令,除去唯恐李、白携手遗患于中央的原因外,也说明蒋氏的爱将中尚无担此大任者,也就是说非他白崇禧莫属。也正是因为他看透了蒋介石这步不愿为、而又不得不为的任命之用心后,料定蒋氏不仅不会因此而对他弃之不用,反而会使用种种政治手段予以善言相慰,请他出山。另外,他认为随着东北战局的逆转,平津必然会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中心,卜刁时,拥有数十万部队的陈粟大军一埃拿下济南之后,必然要挥兵南进,古都南京的北大门涂州―自古兵家必争之地随之又成了国共两党争夺的另一个中心。如果蒋介石不采取他的统一华中指挥权,坚定地实施“守江必守”的军事战略方针.他仅能担保武汉一线暂时无虞,而刘峙这位指挥庸才统辖的涂州战区,遂变成陈粟大军的囊中之物。如果现已跳出大别山的刘邓大军突然挥兵东指,和陈粟大军在涂蚌一带合兵一处,涂州这座南京的北大门必然为共军所敲开。这样一来,长江以北就无国军的立足之地了!基于此,白崇禧十分自信地认为:蒋介石会逐渐地认识到“守江必守淮”的战略意图。一旦蒋氏理解了他的良苦用心,就一定会为了党国安危大计收回成命,请他统一指挥华中全部的国军。

这就是白崇禧敢干负气走上海的全部资本。换言之.这也就是白崇禧未说出的自视得意的一步高棋。

白崇禧偕夫人马佩璋安抵上海以后,一位书生气十足,却又扛着少将军阶的中年人笑着前来迎接:“白部长,白夫人,此次来沪呆多长日子,有什么特殊安排吗?我好提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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