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愿否担任行政院长？”他反问一句。
“如果戮乱政策不变更，在目前情形下，我绝对没法担任！”我毫不犹豫地答。
“那么，你先当副院长兼国污部长好了。”他说。
“我绝不能担当这个职务！”找还是坚决地说，“如果你愿意和平，我愿当一个参军供奔走。”我再补充一句。
“你要好好地考虑一下！”他的脸色显得很严肃，最后说这一句。
由这段谈话，我们知道张治中没有临危受命的原因。是他一直主张罢战主和，而他通过这次谈话，尚未看出蒋介石有和的意思。翌日，受命组阁的孙科表示：非张治中参加内阁不可，否则他就不干。而张治中却表示敬谢不敏，遂形成僵局。
蒋介石为了打破司徒雷登以李代蒋的梦想，决计尽快组阁。因此，他于12月8日再次找张治中谈话，劝张务必帮孙的忙，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国防部长。张治中还是表示不敢应允。蒋介石又进一步说道：“这是第一案，就是孙任院长，你任副院长兼国防部长，第二案是孙不干．由你来组阁。”
“这更使不得，使不得……”张治中力辞。
蒋介石完全清楚张治中拒绝入阁的原因，他沉吟片刻，态度变得严肃起来，又低沉地说道：“你的态度太明显了，恐怕立法院通不过，因为他们大多数反对和，现在最好先组织一个能战能和的内阁。”
张治中碍于情面，不好再推辞，遂主动提出和孙科做一次谈话。张和孙晤谈时，张公开提出和平主张，孙表示同意。但是，由于张认为军事形势太坏，局面太急，这届内阁绝不能发生什么作用，所以依然拒绝担任实职，而只同意挂一个政务委员的虚衔．并再次提出回西北去。
蒋介石在筹组孙科内阁的同时，一直在研究应付李宗仁的对策。诚如沈醉所说，在这些天中，蒋几次欲动杀念，终因国内外形势所不允而作罢。令他感到惊异的是，李宗仁虽偶与司徒雷登等人有过少数接触之外，他几乎不和任何人往来。就说他那位竞选参谋团主任黄绍兹吧，也从不到南京来，在上海天天过着灯红酒绿的生活．更不曾听说这位桂系的智多星，又为李宗仁贡献过什么计策。这种安之若素、处之泰然的副总统生活，就像是一个永远看不透的谜团，使蒋介石猜不出李宗仁到底在想些什么。近来，中外都在吁请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可这位做梦都想当总统的李宗仁依然是寓居傅厚岗官邸，过着不显山，不露水，悠哉闲哉的“寓公”生活，这就更使生性多疑的蒋介石大惑不解了。为了驱散罩在李宗仁头上的神秘谜团，彻底亮出李宗仁的真实用意，蒋介石采用火力侦察的办法．突然决定于12月4日约见李宗仁。
李宗仁自打参加竞选副总统那一夭起，就存有取蒋而代之的想法。而且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以及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上节节败退的局势，他这种取蒋而代之的想法又逐渐化为实际的行动。或许是他太了解蒋介石为人的缘故，他认为自己与其亮出旗帜大张旗鼓地逼蒋下野，还不如默不作声地观变坐等。当然，他认为最好的结局是：蒋介石感到自己实在混不下去了，亲自出面请他上台。因此，他就像当年屈居曹阿瞒之下的刘玄德，故意做出一种没有野心的样子，过着表面看来与世无争的平和的生活。今天，蒋介石突然传下话来：召见。他禁不住地一怔，暗自说道：“恐怕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今天召见，要分外留心。”
蒋介石依然摆出礼贤下士的样子请李宗仁落座，在谈了一番形势之后，把话题一转，说道：“我已经成了中共的眼中钉，美国的肉中刺，各界所谓民主战士不受欢迎的总统了。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不想恋栈，想及时引退。下面的文章该如何做呢？我想也只有你能顶起这局面，同中共讲和。”
李宗仁虽然估计到了蒋介石会亲自出面请他上台，但决不是今天。因为蒋介石的老本尚未输光，而且对美国政府的援助也还未完全绝望，就说全国吁和罢战的呼声，也不足以使蒋下台。因此，他认定蒋今天的举动是别有用心的。他听了蒋氏请他“顶起这局面，同中共讲和”这句话后，就像是当年青梅煮酒论英雄时的刘玄德一样．做出诚惶诚恐的样子说道：“这局面你都干不了，我如何顶得起！”
蒋介石无论怎样一再做出恳切的姿态，劝其接受，李宗仁都故作憨态可掬的样子竭力推辞。
蒋介石的火力侦察失败了，而李宗仁这种大智若愚却取得了胜利。李宗仁回到傅厚岗官邸，又认真地分析了蒋氏此举的真实用心―在测试李宗仁政治动向的同时，也暴露了蒋氏一直在想下野的事情。因此，他继续采取坐观其变的态度静候取蒋而代之的时机。
蒋介石确实感到有些独木难支了！可是他的性格，使他不能放下架子认输。假如说李宗仁在历史上和他没有那样多的恩恩怨怨，美国人也不公开支持李宗仁取代他的位置，为渡难关，或曰找人代他受过，他有可能主动让出礼仪大于实权的总统位置。然而他又不能不正视这无情的现实：“徐蚌会战”、“华北会战”彻底失败之后，他很可能在外有美国、内有中共及其解放军的双重压力之下，被党政军中的反对派轰下台。与其不久的将来出现那种悲惨的结局，还不如从现在起就主动下毛毛雨，做到进退有据。因而，他又动了请李宗仁出山的念头。他左思右想，为了达到施放风声的目的，又请来了他忠诚的谋士，同时又和桂系保持着不错关系的吴忠信，开诚布公地说道：“我的总统是注定干不下去了，我想请你接替吴鼎昌出任总统府秘书长。”
“这……我哪是秘书长的材料啊！”吴忠信惶恐不安地说道，“总裁，你一向是知人善任的嘛．我……”
“非你干不行！”蒋介石打断吴忠信的话，又进一步说道，“观察内外情势，我干不下去了。我走开后，势必由李德邻来过渡。你的任务是拉德邻上轿，等到任务完成，去留由你决定。”
吴忠信完全明白了蒋介石的用意。但是，他作为蒋的老朋友，深知蒋决定走的每一步棋，都预伏着未来全局的变化与胜负。他有意地问道：“你请李德邻上台，为什么还要亲自筹组以孙哲生为院长的内阁呢？”
“我估计李德邻不会马上答应上台。我嘛，既然是总统，还得行使总统的职权。”
“李德邻答应上台以后，孙哲生内阁少不得又要来一个总辞职吗？”
“这也就是我请你拉李德邻上轿的目的所在。”蒋介石说罢看了看微然点首的吴忠信，又继续说道，“今晚你就去傅厚岗一趟，向德邻转达我的这番意思。”
吴忠信获悉蒋介石要他出任总统府秘书长的目的，是希望李宗仁一旦上台之后，能够组织一个为蒋、李都能接受的吴忠信内阁。所以吴欣然应允，并代蒋充任说客。
李宗仁听了吴忠信的劝说以后，依然坚辞不就。多年之后，李追述道：“我推辞的原因，第一便是我确实也干不了；第二，我与蒋先生相处二十余年，深知其诡计多端，说话不算数，在此危急之时，他可能要我做替死鬼。”事后追论，李宗仁说的第一条理由，是所谓政治家的谦虚、客套，第二条才是心里话。
蒋介石亲自出面说，李宗仁没有动心；昊忠信再次代蒋游说，李宗仁就不能不严肃地考虑了。这就像是“三人成虎”的道理一样，他思考良久，决定把蒋、吴的谈话当作一种信号，纳入到他逼蒋下台的全部战略中。接着，他又几经权衡利弊，遂于12月5日要通了武汉华中“剿总”司令部的电话，要正在武汉的程思远于6日速返南京。
程思远按时回到南京。首先，他向李宗仁报告：“不久以前，梅贻琦、晏阳初、卢作孚联袂从宁沪经汉口入川。根据他们反映，宁沪和谈空气高涨，盼武汉方面有所行动。白（崇禧）打算把西南各省民意机关首脑邀来汉口，共同发起一项呼吁和平的运动，目的在迫蒋下台。白要我为此到湘桂粤一行。”接着，李宗仁向程思远讲了吴忠信夜访傅厚岗的全部内容。最后，李宗仁说道：“从目前看，局势将变得很快，你留在南京等候发展。同时，代我和健生联系。”
就在蒋介石和李宗仁相互摸底期间，又发生了白崇禧有意设置障碍，拒蒋介石调宋希濂兵团经武汉东下，以解黄维兵团之围的争吵。对此，宋希濂做了如下记述：
第二十八军首先从鄂西开抵汉口，白崇禧就表示不让调走，经顾祝同亲自以电话疏通，白知道这个军的人事和顾祝同有着历史渊源，才勉强同意调走。紧跟着第二十军也开到了汉口，白崇禧利用这个军多系四川人，官兵不愿东调的情绪，唆使杨干才向国防部请求免调，同时白亦向国防部发牢骚，说“你们把部队都调走了，武汉还要不要”等一类的话，并命令运输司令部，非有他的命令，不许装运。国防部一再以电报电话催促，白都拒不执行，形成僵局，经顾祝同派第三厅副厅长许朗轩飞到汉口见白，并经许的老师徐祖贻（华中“剿总”参谋长）从中斡旋，白才答应让第二十军调走。
现在轮第二军了。这卜军于12月8日后陆续到达沙市集结，待轮开汉。其先头部队的第九师，则已于9，10两日先后到达汉口，正拟装轮东运之际，白崇禧突派矛信率其警卫团的武装部队将轮船看守起来，不许装运。国防邵的电报，顾祝同的电话，都被白崇禧顶回去，任何好话疏解，都毫无效果。东线的战况是那样紧张，真是盼望救兵如救火一样，而武汉方面却是多方留准。这把蒋介石急坏了，便朵自拿起电话机同白崇禧通话。一开头双方态度还较好，蒋对白说明东线战况的需要，希让第二军即日东下；白则以武汉重要，说华中地区部队太少，不能再调。说来说去，双方态度愈来愈坏，蒋骂白不服从命令，白说：“合理的命令我服从，不合理的命令我不能接受。”双方交锋了几十个回合，一次电话讲了半个多钟头，毫无结果。蒋介石气得满面通红，胡子都翘起来了。他将电话机使劲往桌上一摔，用他那宁波土话，骂了一声“娘希匹”。白崇禧命令集结在沙市的第二军部队不许开汉，同时并命已经到了汉口的第九师仍开回沙市去。这样一来，其他的部队自然更不能调了。
这时，徐州前线传来了黄百韬自栽前说过的一段话：“请你面报总统，我黄某受总统知遇之恩，生死早置之度外，绝不辜负总统期望。我临难是不苟免的，请记下来，一定要转到呀！……国民党是斗不过共产党的，人家对上级指示奉行彻底，我们则阳奉阴违。”蒋介石看后感慨良多，禁不住地淌下了滴滴热泪，自言自语地说道：“白健生这个再嫁的寡妇，他对我的指示是公开对抗！”
12月10日到了，蒋介石没有去黄埔路官邸，处理黄维兵团求援以及杜聿明所率三个兵团陷入重围的事情，独自一人留在那空空****的卧室里，焦急地等待宋美龄自美国打来的电话。说句实在话：他是何等地希望能听到美国总统杜鲁门改变对华政策的佳音啊！但是，他再一次地失望了。宋美龄无限伤感地告诉他，杜鲁门总统认为：“现在局势恶化之程度，除实际调用军队外，任何大量之军事援助，均于事无补。”关于加派一个高级军官为顾问的请求，杜鲁门总统明确地答复说：“巴大维将军对现时情况甚为熟悉，彼之意见，可随时供给委员长。”这无疑给蒋介石泼了一盆凉水。
至此，蒋介石真的要下野了！可是他不知道这满肚子的怨气对谁发，这满肚子的苦水倒给谁？他面对空空****的卧室，内心极其复杂的情感几乎失去了依托。这时，他是何等地希望宋美龄能守在自己身边，为自己分优解愁，或大吵大闹一通也好啊！可她此时此刻却在遥远的大洋彼岸，为了改变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对华政策，继续在美国向各方人士游说。怎么办？他叫来了唯一可以相信的亲人蒋经国。
蒋经国并不甘心自己在上海“打虎”的失败，虽说他不得不遵命离沪返宁，但在枪然悲凄的情感深处，却埋下了对父亲和宋美龄难以压抑的怨忧。然而在此混乱之世，多事之秋，他作为踌躇满志的长子，又能对任各方风雨扑打的父亲说些什么呢？自从宋美龄访问美国之后，蒋经国都来陪着蒋介石握度这清冷的长夜。或许也正是出于这种特殊的情感，每当他听见蒋介石独自啼嘘啃叹，就又为自己无力回天而饮恨。在这期间，他们父子形影相吊，数度夜谈。事后，蒋经国做了如下记述：
“不愤不启，不起不发”，一般人精神既已趋崩溃，父亲乃有引退图新，重定革命基础之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