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柱：我看到过当时的内部刊物，但不知道还有这些曲折的背景。
汉英：有关这件事的故事很多，说不定将来会有人写出一本“相对论批判演义”呢。
朝柱：我想再请你谈谈郭老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大家都知道，他们的关系是很密切叭。他们之间不仅有书信往来，而且还有诗词唱和。也许是因为世人所不知的原因吧，一些学者对郭老和毛泽东的来往时有微词。
汉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必在意那些微词。还是那句话，历史自有公论。郭老一向认为人民抛弃了蒋介石，而选择了毛泽东，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时也展示了毛泽东的伟大。郭老十分敬重毛泽东的胆略和学识，乃至诗词和书法。实事求是地说，父亲对毛泽东是由衷地敬仰的。
说到毛泽东对郭老的评价，也是世人皆知。凡读过毛泽东1944年11月21日致郭沫若函的人，都会相信毛泽东说的“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是肺腑之言。至于毛泽东在信中对郭老的如下评价：“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也是至诚的。
诚如毛泽东对郭老有“不及柳宗元”，“十批不是好文章”的评价一样，郭老对毛泽东也不是盲目的崇拜。如前所说有关《东方红》与《国际歌》的问题。有关合二为一的争论、毛泽东思想对立统一的观点以及对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处理。都表明了这一点。即使是对毛主席的诗词和书法，他也是有分析的。
朝柱：是的。由于特定的政治的需要，郭老几乎没有―客观上也不允许他像当年重庆那样把这些思考尽遣笔端，告之时人。
汉英：谈一个有关毛泽东书法的小故事吧。
父亲是书法家，母亲则更是和书法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们的潜移默化之下，久而久之，对书法的优劣，我们也略知一二了。一次，同事们谈起毛主席的书法，大家要我评价一下贴在墙上的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当时我把从父母亲那里体会来的判据：“跃然于纸上”告诉了同事们。于是大家你一言我一句地评论起来。结果发现题词中有的字“跃”不起来，按照“判据”自然有败笔。不料，又有好事之徒打了小报告。
父亲知道了这件事，他说：主席的字才气横溢，但并不等于说，他的每一个字都是精品。我写字多年，也写过不少败笔。就说王羲之吧，他的书法也不都是件件同一水平嘛！用“跃然于纸上”来作为判据，是对的。当你静观一幅书法的时候，如果看着看着感到字站了起来，活了起来，甚至离纸飞出，那一定是好字，否则，不是结构有问题就是有败笔。
父亲是很喜欢毛泽东的书法的。他办公室的墙上就挂着一幅主席《西江月·井冈山》的亲笔。我从父亲的这番谈话中，再一次领略到他对主席书法的评价并非因人而异。
再回到《甲申三百年祭》。当时郭老对即将取得政权的共产党人―主要是毛泽东等领导人提出希望：要像李自成打天下的时候那样重用李岩这样的知识分子，为了谨防独断专行，遇有重大的决策，应当由一个有知识的智慧的班子集体讨论，共同裁夺，要“能纳人”，并采取他所憧憬的“民主式的合议制”。
然而五十年代中期以来，他逐渐对一些做法产生怀疑。尤其当他看到文化界很多有学识而相知甚久的老朋友相继成为批判对象，而像林彪、“四人帮”这些政治小丑却扶摇直上，他内心的哀苦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他曾经公开地讲过，也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过：“我很后悔当初没有把李岩和红娘子的故事写成戏。”郭老想写这幕历史剧的目的和当年写《屈原》、《甲申三百年祭》是一样的，即希望我们党的最高领导人能从中感悟到什么。这也是他遗憾的主要原因。
郭老坚信共产主义学说。但如何用共产主义学说指导建设新中国，他和其他的共产党人一样并不完全清楚。其实直到现在，什么是社会主义，不也在探索之中吗？记得世英就很尖锐地问道：三面红旗之下，竟有成百万人饿死，难道这是社会主义吗？当时父亲只能以沉默作答。作为史学家的郭老，他深知判断一个社会制度是否先进，说到底要看支撑整个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而判断经济基础生命力的标志在于是否能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天地。用这些马克思主义的ABC来分析当时的中国社会，父亲的确难以正面回答世英所提出的尖锐间题。
的确，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深化，很多问题和矛盾暴露出来。不少共产党人―包括毛泽东同志的缺点，也因地位的改变而发展了。“文革”期间，他曾对我不止一次地感慨过：“很可惜，这是帝王思想，而且妒贤，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是呀，每句话都是“最高指示”，哪里有郭老赞赏的“民主式的合议制”的影子？
郭老对中国部分共产党人的思想倾向早有清醒的分析。‘他认为在中国，不少共产党员具有浓厚的农民意识，包括一些地位很高的领导人也如是。每当谈论到这些问题，我都不禁联想到《东方红》和《国际歌》主题的对立。其实，这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必然面对的一个根本矛盾的反映。
朝柱：“文革”中郭老也是一位受害者，你能谈谈这方面的往事吗？
汉英：了解我们这个家受“四人帮”迫害的一些内情的朋友并不很多。我有两个弟弟民英和世英，先后受迫害死于“文革”初期，这对已经年逾古稀的父亲和体弱多病的母亲来说，是何等的痛苦啊！世英受迫害致死，有着强烈的政治背景。周总理曾经亲自安慰父母亲说：迫害世英，不仅针对你们，也是针对我的。
江青企图利用在国际上有声望的戏剧家郭沫若的影响，几次要郭老担任样板戏的顾问。父亲一直很不赞成大树八个样板戏的做法。他在庭院中散步的时候，经常不无幽默地说：
“现在不是百花齐放，而是八花齐放。何况是不是花还要看。”郭老十分清楚江青的用意。他断然拒绝了江青的这番“好意”。对此，江青恨之人骨。
江青不肯作罢。后来赶上珍宝岛事件，江青借口保护郭老的安全，请郭老搬进钓鱼台居住。理由冠冕堂皇：一是说国宾馆防空设施好；再是她可以随时听取郭老对样板戏的意见，并且把这两条理由通报给了有关的中央领导。
父亲完全清楚江青的用心，他以年老耳背为由再次婉拒迁住钓鱼台国宾馆。自然，充任样板戏顾间的事也就无从谈起了。江青无计可施，不得不给自己圆场。不久，“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闹剧开始了。社会上传出“郭老从柳退”、“十批不是好文章”的“最高指示”。江青四处讲话，组织写作班子，批判《十批判书》，把暗箭射向周总理。“四人帮”迫害父亲的经过，母亲在悼念父亲的文章里做过叙述：
“还在1973年，江青就窜到北京大学，秘密组织班子，妄图公开批判郭老。1974年春，江青一伙又几次三番在大庭广众之中，当着周总理的面侮辱郭老，胡说郭老‘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那种态度，和林彪一样。’江青、张春桥甚至跑到家里来，当面逼迫他写文章，承认他在抗战期间为揭露蒋介石反共卖国独裁统治，冒着生命危险写下的剧作和论著，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对毛主席的；要他写文章，‘骂秦始皇的那个宰相。’
“江青一伙的狂妄无知、居心巨测，使郭老反感、愤怒到了极点。他当即驳斥张春桥：‘我当时是针对蒋介石的。’张春桥顿时无言以对。郭老蔑视这伙无耻之徒，他冷静地对我讲：‘历史自有公论’……”
当时我在家里，我亲眼看到了由于对国家，对人民，对党的前途深切的忧虑和无情的压力，使郭老的身体衰弱了。就在江青到家里来纠缠了整整三个小时的当天晚上，他的体温骤然升高，肺炎发作，病情一下子就到了十分危险的地步。
好了，我的学识和能力都很有限，只希望今天所谈的能对大家进一步的探讨有益。
时代造就了郭老，郭老也反映了这个时代。
朝柱：作为敬重郭老的人，我也有同感。我觉得不必把郭老的个人的功过看得那样重要。而应当把研究的重心放在这方面：一位借用《凤凰涅坚》，写出旧中国一定从死亡得到重生的诗人，一位运用辩证唯物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学者，一位借爱国诗人屈原之口唱出《雷电颂》的戏剧大师，一位剖析了明末农民起义失败原因的思想家，为什么在晚年没有继续发挥他昔日的锐气。
我希望继续探讨这个大家关心的问题。
汉英：不过，这需要旺盛的自由讨论的风气。否则，正如郭老所说：“便看不到学术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