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王昆仑加人中国共产党以后，根据党的指示，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秘密的工作中。为了确保在国民党中枢机关得到党所需要的情报，并能保证他的真实的政治身份不被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侦知，他依然以国民党右派的政治面貌出现。为此，他表面上不仅继续和他捻熟的右派元老时相过从，而且还和各地方实力派尤其是派驻首都的代表频频交往。实事求是地说，王昆仑不仅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国民党上层方方面面的军政情报，为中共中央一些政治决策提供了依据，而且对这些地方军事实力派领袖人物的思想转变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王昆仑在一般的国民党人的眼中，又是一位激进的抗日派。如果他突然放弃救亡抗日的政治色彩，必然会引起怀疑。为此，他一方面为了应付国民党―主要是特务的视听，一方面又想影响、团结更多的年轻人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他请示党组织并得到了同意，决定创办南京读书会。
王昆仑晚年曾多次谈到创办南京读书会的事。据他的回忆是在入党前后，他向卢涛、王世英同志汇报说：“我在南京搞了组织，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有意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卢涛和王世英均不赞成，认为政治色彩太浓。遂改为读书会。
王昆仑为了扩大读书会的影响，请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的妹妹王枫介绍更多的进步青年参加。为了掩人耳目，他还利用节假日搞郊游和爬山活动，打出的口号也是冠冕堂皇的：为准备救亡抗日进行军训和健身。实质上呢，他则是利用这样的机会向进步青年宣讲国内国外的政治形势，使更多的人投入到救亡抗日的洪流中去。
王昆仑的言行虽然没有暴露其政治身份，但依然引起了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重视。在这期间，蒋记国民党为确保“攘外必先安内”国策的执行，在其统治区―尤其是南京和上海大搞白色恐怖，不少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被破坏了，很多党的优秀干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为了王昆仑的安全，也为了保证党的白区工作能正常运行，卢涛和王世英专门和王昆仑谈了一次话：
“为了便于工作，我希望你经常到上海去，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我们来南京见你。”王世英开门见山地说。
“可以，”王昆仑沉吟片刻，又问道，“我们在上海什么地方见面？安全间题有无保证？”
“你可否在上海搞个小公馆？最好把你在无锡的太太也接到上海去？”卢涛似有准备地说。
其实，王昆仑早有此想法，但那时并不是为了方便党的工作。当时，他的妻子范映霞在无锡一住就是三年，原本和王家长者、同辈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几乎到了再也无法共处的地步了！每次王昆仑由南京回无锡小住，不仅享受不到一点天伦之乐，而且必然要和范映故大吵大闹，搞得他上无法当孝子，下不能对兄妹。再者，范映霞又生了一个既乖又漂亮的女儿，几乎成了王家―尤其是王昆仑掌上的明珠。从某种意义上说，王昆仑回无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关照大女儿金陵读书，和呀呀学语的小女儿玩耍。他为了根本解决范映霞和王氏家族的矛盾，同时又能经常见到两个可爱的女儿，曾几次动议在上海建立自己的家。而今，党组织出于工作的需要，希望他这位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学着其他达官显贵的样儿在上海建公馆，因此，他当即答说：
“我近期就在上海建立公馆，到时我再通知你们地址。”
“好，好！”王世英是个痛快人，当即又说道，“你可以定期去上海，借口是度周末。”
这就是设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霞飞坊王公馆的由来。
接着，王世英和卢涛又突然要求王昆仑交女朋友，而且要在上海、南京两地广泛地交女朋友。当时，王昆仑的直感是：国民党上层的官僚、政客为显示其身份和地位，都学着西方人的样儿租女士、小姐厮混，自己不应独善其身，而应同流合污。目的是便于为党更好地工作。因此他欣然应允。但是，出他所料的是，王世英和卢涛还给他介绍了一些女中豪杰，如胡愈之的夫人沈兹九、章伯钧的夫人胡子婴，以及和国民党上层有着各种关系的胡济邦等。到这时，他又感到党组织有意让他关注妇女工作。所以他当即说道：
“我在南京和上海有不少女朋友，如曹孟君等人就是很优秀的。我愿帮助她们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出王昆仑所料的是，卢涛和王世英都赞成他和曹孟君加强联系。这时，他虽然尚未和曹孟君发生后来的爱情关系，但他凭借自己的政治敏感，猜到了曹孟君有可能就是共产党。之后，王昆仑果真和妇女界的领袖人物广为交往，并利用妹妹王枫、王素的关系，和不少进步青年女性也加强了来往。关于他在南京、上海从事妇女运动的作用，当时在女性领袖人物中有这样一句戏曰：
“我们是在从事妇女运动，而王昆仑是在运动我们妇女。”
王昆仑很快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霞飞坊建立了王公馆，并把妻子和两个女儿从故乡无锡接到上海，成为王公馆常住的主人。王昆仑平常在南京立法院上班，主要做孙科以及其他派系的工作，有意了解国民党上层的动态。每隔两个星期，王昆仑自南京来上海和家人团聚，借此向中共上海中央局有关接头人汇报所掌握的重要情报。有关王昆仑在这期间从事情报工作的情况，他的另外一个接头人曹亮同志做了如下回忆：
1933年或1934年我在上海工作时，在田汉同志家中见到王素，以后又认识了王素的大哥王昆仑。他当时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但谈吐之间使我觉得他不像一般的国民党人，经常流露出对我党进步活动的理解与支持。我向潘汉年同志汇报了这个情况，并询问王昆仑的政治背景。潘汉年同志说，王昆仑是我们的人，是党员。他能接近南京政府的上层，并跟反蒋的军界人士如桂系、刘湘、韩复集、石友三等有来往。以后，潘汉年同志正式给我任务―与王昆仑接头，听取他的报告，并布置一定任务。这一段期间，王昆仑经常往返南京上海，几乎每两周一次，在陕西路长安饭店与我见面，他向我谈到的国民党内部政情动态，对我党大有裨益，因此我每次都写成报告交给“老大爷”（老太爷不确。在党内指向忠发，而向远在1931年6月22日被捕叛变，并于24日被国民党枪杀。此处应是“小开”。小开是潘汉年的代号）。
是年秋天，王昆仑由南京到达上海，在长安饭店等候他的是卢涛，他向卢汇报完南京的情报之后，卢严肃地说道：
“昆仑同志，我们有几个同志要出去，是来自浙江、江苏各地的，先绕道去北方天津、大连等地，然后再出去。你有办法搞到出去的护照吗？”
王昆仑清楚所谓出去就是出国，否则是不需要护照的。而此时中共出国的地方又一定是苏联。那时的中国人去苏联是要冒很大政治风险的，因为这一行动就有可能被戴上亲苏的帽子。自然，什么样的中国人才亲苏呢？不用间，十有八九是中国共产党人。所以，有些人就是因为办去苏联的出国护照而被捕、坐牢。时下，中共上层人士多数都上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黑名单，如按正常手续办出国护照，恰好为特务机关提供了逮捕的线索，因此这条路是绝对不能走的！但是，没有盖有国民政府外交部大印的护照，想去苏联唯有偷越国境一途。在那时，无论是走沦为日本殖民地的东北，还是西出新疆，都是极其危险的。怎么办？只有从国民政府外交部护照科中偷护照，填上假的身份，贴上经过化装的出国人的照片，再盖上国民政府外交部的大印，才能确保出国人员的安全。办这种事―愉国民政府外交部的护照，也只有王昆仑这样有身份的国民党立法委员才有可能。但王昆仑却从未干过和偷字有关的事，因而他听后一怔，没有立即回答。
“有困难吗？”卢涛有些焦虑但声音却很小地问。
“让我想想看。”王昆仑答说。
“不是想想看，而是一定要办到！”
“几天内要我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