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昆仑生前谈过这次往访韩复集的事，在记录本上只记下了这样简单的几句话：
在山东看韩复集，他简直非常狂妄。我问：“你估计日本人能不能动手？”
他说：‘没那事！”
我问：“你知不知道，南京在打你的主意？”
他说：“南京？他还想打我的主意？不等他的军队动，我就出兵占徐州，长驱直下南京。”
王昆仑和韩复集话不投机，很快告别济南乘车南返。但他对韩复集镇守山东这样重要的兵家必争之地，打心里是不放心的。不出所料，抗战军兴，韩复集不战失山东，又密谋投敌，在血战台儿庄的前夕被正法。此乃后话，略。
1936年真是多事之秋。王昆仑刚刚回到南京，就又爆发了反蒋的“两广事变”。
王昆仑虽然和蒋家王朝势不两立，但他此时并不赞成陈济棠、李宗仁等的反蒋行为，因两广军阀兴兵的动机，直接违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救国宗旨。他赶往上海，和全国各界救国会的负责人紧急磋商，研究对策。恰在这时，李宗仁等派人北来和“全救”联系，探听“全救”的态度，但实际上是想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为此，王昆仑支持“全救”派出与李宗仁熟悉的杨东药去西南，面见李宗仁，阐述“全救”的主张，提出“内争不容再有，御侮不能再缓”，不要“鹉蚌相争”，免使日本侵略者“渔翁得利”的政见。
但是，陕北的党中央对“两广事变”是什么态度呢？王昆仑与上海、南京两地的救国会的负责人都在关注着。正在这时，陪同潘汉年自莫斯科回国滞留香港的胡愈之回到了上海，带回了他和潘汉年、邹韬奋三人起草的重要文件：《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后经沈钧儒过目，并经章乃器、胡愈之共同做了修改，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四个人的名义公开发表。这就是著名的《公开信》。王昆仑阅后完全赞同。
与此同时，蒋介石为了对付“两广事变”，召开了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王昆仑在与会期间，获悉蒋介石对上述那封《公开信》极为不满，声言是站在共产党一边向他蒋某人示威的！另外，在会议期间，冯玉祥将军发言不慎，说道：
“这封信我早就知道了，没看出有什么不对的嘛！”
蒋介石当即追问：“焕章兄，你从哪儿知道的？”
“是王昆仑告诉我的。”
蒋介石原本就很不喜欢王昆仑，但始终找不到当众给王点颜色看看的机会，今天，冯玉祥将军一说完他就厉言相问：
“王昆仑，你是怎么知道的啊？”
王昆仑肃然起身，看了看与会者那不安的眼睛，十分镇定地答说：
“这封《公开信》早就送到报馆了，我是听他们说的。”
“那……你一定也读过共产党的《八一宣言》了吧？”
“据我所知，岂止是我王昆仑读过《八一宣言》？蒋委员长您不是也读过吗？”
“你……”蒋介石气得拂袖而去。
对此，王昆仑坦然视之。但当事人在回忆起王昆仑顶撞蒋介石往事的时候，曾说过这样的话：我记得王昆仑在国民党的会上，有两次和蒋介石发生冲突，是关于共产党和毛主席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是可谓语惊四座。（大意）
但是，王昆仑心里清楚，他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从事救亡抗日是越来越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