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个政府却有着掌权的优势―它反对日本，它的挂名首脑在美国得到了同其功过、成绩极不相称的宣传。我们只得支持现存政权以使中国尽其一切努力。在紧急状态下改变这个结果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的所有政府机器上都有相互交错的利益纽带……家族、经济、政治，等等。无论一个人多有办事效率，他都不能由于最称其职而得到负责的职位；他必须要有其他后台。要改革这样一种制度就必须将其撕得粉碎。你搭了一个葡萄藤的架子，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葡萄藤便在上面长满了，里出外进，相互盘绕，过不了多少时候架子就被葡萄藤缠紧了。如果你开始拔下它们，你就会把架子弄成碎块。我们冒不起这个险，只有使用随手找到的工具，尽我们的最大力量而为之。由于支持这八政府采取对日行动是最便利的，我们也就不必非得认可它的方法和政策。我们也许会为我们的帮助得到一些回报。
蒋介石从美国严重忽略中国这一点上得了一个大分。中国在长期拼死战斗。而租借物资却数以十亿计地流入了英国和俄国。他的声辩是我们欠他一大笔债，我们没有尽更大的力量去改变它是个滔天大罪。
史迪威在作出上述分析之后，很自然地会想到来自美国上至总统罗斯福、霍普金斯，下至陈纳德、艾尔索普等对蒋介石的纵容与袒护。他想了许久，真的弄不清这场戏剧的宗旨和每个人所扮演的角色。但是，他历经两年半的折磨，终于找到了自己在这幕戏剧中的真正位置：“为了把戏演下去，我只得宽容这些不一致中的某些事物，而且同其他演员一样装假，否则就会有批评者说这是台假戏，我们十分害怕对我们这台戏的批评。”
史迪威认为：“中国问题的药方是除掉蒋介石。”这与罗斯福总统在开罗会议期间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我们就该找另外一个人或一群人继续干下去。”但是，史迪威认为美国需要的另一个人―取代蒋介石的领袖人物暂时还没有，只有一群人在中国战区的敌后抗击日本侵略者，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说到史迪威与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关系，有一种误解：似乎史迪威比共产党还共产党。但是，史迪威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正确关系是怎样的呢？曾经在驻外处当过中文翻译官的历史学家巴斯先生认为：“史迪威将军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往往被人们说成是富有同情，但是这是基于无情的军事权宜之计的逻辑。他不喜欢共产主义，毛泽东和周恩来都知道这点。史迪威的参谋班子里的外交官之所以关心共产党，只是因为他们希望中国人作出尽可能大的努力来抗日。”笔者认为这是正确的真知灼见。
开罗会议之后，戴维斯根据罗斯福总统的提示“我们就该找另外一个人或一群人继续干下去”，回到重庆不久就给史迪威写了一份报告：派一个观察小组去延安。目的是：“到共产党中国去搜集敌人的情报，协助并准备从那个地区开展一些有限的行动。”很快，这份报告的副本送回美国，转到总统办公室，罗斯福批示赞同，遂通知蒋介石：“美国不久将派一个使团去华北。”
蒋介石认为这一定是史迪威的建议，因此愈加僧恨这位参谋长。
对此，史迪威却认为：“蒋介石面对着一种观念，而且这种观念击败了他。他对共产主义影响的传播感到迷惑。他看不到中国的大众把共产党人当作惟一可见的希望来欢迎，他们要求摆脱沉重的赋税、军队的为所欲为以及戴笠的盖世太保的恐怖。或许是出于性格方面的原因，史迪威对蒋介石采用拖的战术对付美国总统的建议深表不满，决定把曾给自己当过助手的包瑞德上校派作使团团长，并组成了一个精干的小组，待命进入延安。
由此开始，就更增加了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
恰在这时，曾经为美国政府写过《蒋的家庭纠纷》报告的约翰。谢伟思和重庆的一个共产党人的家庭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时在重庆工作的乔冠华患了重病，急需输血。“而当时的中国人，不论其意识形态如何，一般都不愿意献血。他们认为，这等于是把自己的一部分生命给了别人。”这时，谢伟思从乔冠华夫人龚澎那里获知乔所处的险境之后，便表示自愿献血。“抽血时，由于针尖太秃，加上谢伟思的血管太细，弄得他晕了过去才抽出血来。不过，他的榜样使一些中国人打消了顾虑，保全了乔冠华的性命。”
因此，谢伟思由乔冠华、龚澎处获得了有关延安的第一手材料。当史迪威阅过之后，就更促使他下决心派遣一个代表团去延安。
恰在这时，华莱士副总统奉命使华，他根据罗斯福总统的意旨：“美军对共产党无兴趣，但是，应有十分紧迫的理由对在中国进行的对日战争感兴趣。”历经数次会谈，蒋介石才于6月23日上午勉强同意允许美国派观察员去延安。
这个观察小组归史迪威指挥。
有意思的是，包瑞德和谢伟思这两个中国通却给这个观察小组起了一个西方代号：“迪克西使团”。而“迪克西”一词，出自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一首流行歌曲：《人们所说的迪克西是真的吗？），歌中“迪克西”指的是当时美国造反的南部各州。
史迪威在设在斯里兰卡的东南亚战区盟军司令部获悉这一消息后十分高兴，而且非常欣赏“迪克西”这个名字。他认为所不同的是，而今中国造反的共产党不是在南方，而是在北方延安。但是，他十分清楚蒋介石“僧恨共产党人，决不会给他们以政府中的一席之地。结果是各方都观察着另一方，谁也不为对
日战争做一点事。如果这种状态持续下去，中国在日本人离开后会马上爆发内战。如果在中国形成一个联合战线之前俄国人参了战，那么与其接近的共产党人将自然地受到俄国的影响和控制。这种状态将直接影响俄国同中国的关系，从而间接影响俄国和美国的关系。”面对这一错综复杂的党派和国际关系，史迪威的结论是：“如果我们（美国）现在不采取行动，我们的在华特权将受到严重损害。中国也将无助于我们的抗日努力，还会种下战后中国大乱的种子。”
史迪威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在动身去中国的前夕，手里和心中均无解决中国问题的妙方和良药。也就是在这当口，他收到了马歇尔将军的电报，告之罗斯福总统根据蒋介石的请求，他和史汀生部长的推荐，赫尔利少将作为总统私人代表来华，征询史迪威的意见。史当然不会反对，遂成定局。为敦请蒋介石尽快发布授史迪威军权的命令，并明确史迪威和赫尔利的职务，罗斯福总统干1944年8月23日致电蒋介石。
史迪威与赫尔利只有一面之识，对其品格、才能均无了解。但他认为既然是马歇尔和史汀生联袂推荐，一定会从旁协助他完成在华打败日。军的使命。而恰恰就是这出于想当然的推测，铸成了史迪威在华悲剧的最后落幕。
赫尔利是位性情暴烈的俄克拉向马人，非职业军人出身。他的父亲是，名受苦的爱尔兰移民，是个煤炭工人，因此赫尔利在十一岁的时候就曾下煤矿当童工。他从印第安纳一所学院毕业后当了律师，成了乔在托族的代言人。不久，他靠攀龙附凤之术和一位将军的女儿结婚，继之又靠着他那三寸不烂之舌当上了胡佛总统的陆军部长。美国的史学家对他的评论是：“赫尔利属于那种不时出现的、有趣的怪人之列。他是个喋喋不休的饶舌者……他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他却口若悬河，又使别人很难开导他。”
史迪威奉命告别赶来接任的蒙巴顿将军，于8月底乘机飞往新德里迎接这位赫尔利将军以及同行的了解中国经济情况的纳尔逊。稍事停留，又向中国飞去。飞机距离山城重庆越来越近了。他又情不由己地发出这样的自问：“蒋介石何时正式发表我统率中国全国军队的命令呢？……”
诚如世人所知，蒋介石是靠军队起家的，因此视军队如命，也从未把军权真的授予任何人。而今，罗斯福总统迭电要他―说得准确一点是命令他交出军权，并交给称谓他“花生米”的史迪威将军，这真是比要他的命还难。为此，他曾与何应钦等人多次密商，但依然找不出坚拒的正当理由。
蒋介石已经进入进退维谷之中，他面对奉命飞抵重庆的史迪威，当务之急是和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赫尔利商谈史的权限间题。可是蒋氏深知史迪威的个性，惟恐史利用各种有利条件索取自己手中的军权，思之良久，遂决定在召见赫尔利之前单独对史迪威明言：“过去君之工作，百分之百皆属军事，此后统率中国军队，则百分之六十为军事，百分之四十为政治，君当经由军事委员会接受我之命令，君如使用共产党军队，则须先得军事委员会之核准。”
明眼人一看便知：蒋介石此番讲话的目的是在划地为牢，在未颁布授予军权的命令之前，已将史迪威的手脚捆住了。遗憾的是，史迪威根本不买蒋介石的帐。
自9月9日至11日，蒋介石指示宋子文、何应钦迭与赫尔利、史迪威等进行会谈。但没有达成有实际价值的结果。因为这时的蒋介石依然在采取拖的战术。
在这期间，史迪威收到了派往延安的“迪克西”使团的报告，他读后感到是那样的神秘和亲切。其中，毛泽东在会见谢伟思长达八个小时的纵论中，更是令他大有“豁然开朗”之感。使他更为感到惊奇的是，毛泽东对蒋介石的评价与他不谋而合。他有意得意地反复读着谢伟思报告中写到的毛泽东的这段话：
美国现在的处境同珍珠港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完全不同了。它现在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培植蒋介石，拿他当小孩子来哄、来抚慰了。美国可以告诉蒋介石，为了战争的利益，他应当怎么办。可以把蒋介石按美国意愿办事作为美国向他提供援助的条件。
史迪威越读越爱读，待到他最后一次读罢“美国可以告诉蒋介石，为了战争的利益，他应当怎么办……”以后，他竟然笑着自语：“此乃英雄所见略同也！……”
9月13日，也就是中美关于史迪威授权间题会谈暂告一段的同一天，史迪威在自己的官邸接待了两位共产党的使者，他们带来了毛泽东和朱德对他的间候。遗憾的是在他的日记中即未写明来访者的姓名，也未记载他们讨论的内容。只是在他给马歇尔将军的报告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他们已和我联系过了，他们表示愿意在我的指挥下进行战斗，但不愿意在蒋介石任命的中国司令官的指挥下作战。
史迪威历经研读谢伟思自延安发回的报告以及亲自和两名共产党使者的交谈，使他更加坚信：“共产党人在华北勇敢地同日本人作战。”这“对于负责在大陆上击败日本人的史迪威来说，要准备美国最终在华北登陆，共产党的帮助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他站在美国根据战争需要的立场上坚持：不仅要求蒋介石允许把共产党人置于他的指挥之下以联合抗击日本人，而且共产党人也因此有权力得到美国战时租借物资。惟有如此，才能把二十万封锁共产党人的最好的政府军以及反封锁的五万名八路军用于抗战。
另外，虽说史迪威对共产党和八路军并无直接了解，但他可能是太厌恶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缘故，也或许是他接受了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评价：中国共产党像是萝卜―外面红，里面白。他逐渐地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是正统的共产主义组织，而是所谓的红色分子―即革命者。革命者这个词与美国精神无任何抵触之处，在他看来中国缺少的就是革命。基于此，他原先仅仅是同情中国共产党的情感跌变为支持这些“现代中国的太平军”了。
而这又恰恰是为蒋介石所不能见容的。
也就是在史迪威为军事授权进行讨价还价的时候，中国华东战场和缅北正在进行的萨尔温江战役的远征军都感受到了紧迫的危机感。其中，“多恩指挥下的远征军在苦战之后跨过了萨尔温江，艰苦行进在一万一千英尺高的山路上，奔向北缅与驻印军会合的地点。他们在龙陵郊外遭遇到了日本人的最关键防线。多恩迫切需要加强部队进行最后的冲击”。而设在华南的空军基地也面临着毁灭性的破坏。
这时，史迪威又突然收到蒋介石的电话，请他立即返回山城重庆，有重大的军事决策等着他商讨。他闻之一惊，暗自纳闷地说道：“我离开重庆还不到二十四小时，会有什么重大的军事决策等着我商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