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守礼不问情由地坚决否定道：“不，不是大鹏湾，是大亚湾，绝对是大亚湾，的的确确是大亚湾。”不管它是大鹏湾也好，大亚湾也好，众人听了，都急得浑身出汗：头顶冒汗，脸上冒汗，背上冒汗，手心也冒汗。大家咂着嘴，搓着手，顿着脚，周炳还不停搔着脑袋，可是，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
区卓看见大学法科三年级学生何守礼这么自信，这么固执，就言词锋利地讥诮她道：“大学士，你世面广，见识多，又懂得法律，你就给咱们出一个主意吧。”
何守礼没有想到这位和尚居然将她一军，也来不及思索，急急忙忙地开口道：“依我看……依我看……”往后就没有说下去。正在这个时候，矮门外面忽然人影一闪，大学医科四年级学生杨承荣矮矮胖胖，端端正正地站在大门口，却没有走进来。他的身上背着一个全新的，牛皮做的药箱，里面装满了急需的药品；另外一边胁下挟着一大捆棉花、纱布，外科器械之类的东西。这使他看起来更加臃肿。他的身躯把门口一堵，天上的亮光都给档住了，神厅里暗了一下。何守礼一看清是杨承荣来了，不觉大喜过望。她对众人说道：“好了，好了我这个大学三年级学生说不出什么办法来，另外一位大学四年级学生来了。他可能给咱们带了好办法来，现在就请他说说吧。”
杨承荣一面走进来，一面就问大家要他说什么。大家把刚才所议论的事情对他说了一遍。他一面听着，一面放下药箱、棉花、纱布之类的东西，又转过身来，对着大家举起他的右手来。大家望着他那个得意扬扬的神态，才发现他的右手还拿着一本小书。这本小书好像是一种什么宣传小册子，印刷质量也很马虎，看得出是临时赶印出来的东西。杨承荣笑笑地，一面摇着手里那本书，一面对大家高声宣布道：
“大家看，这本书叫做《论持久战》，是咱们毛泽东同志写的，是咱们中国共产党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毛泽东同志写的。”说到这里，他低下头来，把每个人的脸孔看了一遍，继续往下说道：“刚才在财厅前，我看见城里大新公司的门口围满于一堆人，我就挤进去看一看。原来是有一个人在摆地摊子，卖这本书。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的这本书，我赶快买了一本，然后往回走。就在往回走的路上，我大概地翻了一遍。实在跟你们说，这本书好极了，好极了！它对于我们每一个疑问都提出了明确肯定的回答，真是了不起！按照毛主席这样说法，咱们中国的仗是要打贏的，咱们中国的民族是有希望的，咱们中国的国家是会富强起来的！所有那些悲观失望，焦急烦躁的情绪，都将会一扫而光。你们说，伟大不伟大！”
周炳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认为他非常伟大。”
杨承荣继续把那本书举在头上摇晃着，说：“刚才你们这里为什么苦闷，彷徨，这本书都能回答。全省城的人都在问：中国会不会打贏？这本书里正好有答案，你们要是想知道中国怎么样才能够打贏，为什么能够打赢，就赶快把这本书读一读吧。我敢说，这是一本全民族抗战的神书！这是一本全民族抗战的天书！不相信，我把最后两句话念给你们听听。”说到这里，他把那本书最后一页翻开，高声朗诵道：
“‘亡国论者看敌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胜论者看敌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这些都是错误的。我们的意见相反：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大家从杨承荣的坚定的语气上、明朗的声调上受到了感染，都觉着杨承荣讲的话非常可信。在目前，这既是他们许许多多疑问的惟一答案，也是整个民族许许多多生命的惟一出路。
胡杏仰起脸孔望着屋顶，非常美丽，非常虔诚地说道：“如果真能够这样子，咱们的民族是有希望的了。”众人听她这么说，也就大喜过望，精神愉快地纷纷谈论起来，登时觉着他们的疑虑、忧愁已经是昨天的事，中华民族这回是真正有了希望了。
大家散去以后，整整一个下午，胡杏都在神厅里和神楼底里来回奔忙着，收拾抗日自卫队的仓库。东西收拾得差不多了，她又把白土布摊开，剪裁了半天，准备给自卫队缝制三四十条那种好像宽大的猪肠似的干粮袋。这样子，一直缝到晚上一点钟，才算是把干粮袋缝好。做完这件事以后，胡杏还没有一点睡意。她坐在那里发呆，想着还有什么事情要做。周炳看见她容光照人，精力旺盛，在刚毅、恬静之中隐藏着一股青春的魅力，十分可敬、可爱，十分令人疼惜，就对她说：“小杏子，反正现在没有事儿，咱们到外面去坐一坐，乘乘凉吧。”说完了，就拉着胡杏的手，走到巷子外面，并排地坐在那棵白兰树底下，细细地谈心。那棵白兰树如今已经长到一丈五尺多高了，树叶非常茂盛，非常繁密。那一朵朵雪白的白兰花藏在叶子当中，不肯轻易伸出头来。这时候，小巷子里宁静阴凉，清香满院，确实是一个乘凉谈心的好地方。
胡杏现在只面对着周炳一个人，那胆量也就放开了。当下她颇为自信地说道：炳哥，今天大家高兴，我也高兴。确实是的，有了这本《论待久战》，咱们的民族是有希望了，咱们准能胜利，日本帝国主义者一定会逃回他们老家去。他们要是不走，咱们就用扫帚把他们扫出去，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既然说到《论持久战》，那就要战才行呀！如果国民党不战，那么你有什么办法呢？根本连战都不战，更说不上持久了，是么，哥？”
在这寂静的深夜里，胡杏虽然用了很低的声音，也听得十分清楚。周炳同样用很低的声音回答道：“是呀，你说得也对。不过照我想，国民党要是——当然了，如果国民党也肯战，那敢情好；可是；如果他当真坚决不战，那么，咱们只好自己来承担这个责任了，不然有什么办法呢？难道咱们跟着国民党不站，把整个中国送给日本帝国主义么？”
胡杏接着说：“就是，问题正在这里。这几天，咱们不是老讲统一战线么？如果国民党不肯打仗，咱们自己跟日本帝国主义者打起来了，那么，这条统一战线怎么办呢？统一战线不是就统不起来了么？”对着这样一个问题，周炳又回答不上来了。他轻轻地咬着自己的嘴唇，沉默着。
过不一会儿，胡杏又继续说道：“哥，我一想起《关里关外》这出戏，就觉着十分心酸。”
周炳点头同意道：“不错，是这样子，那出戏的确是叫人心酸的。不过，戏终归是戏，那还不是真的事情嘛。”
胡杏坚持说道：“虽然戏是假的，可我就怕蒋介石假戏真做，真正地像《关里关外》里面所说的国民党那个样子，用枪对着共产党，那咱们就苦啦！’周炳把自己的嗓子更加压低了一点儿，说：“妹妹，你就是个苦人儿，你还怕苦么？什么苦你没有尝过来着？”
胡杏说：“不错，我是苦，可不是现在——我是苦过来的。不过我想，只怕明天当了亡国奴，比现在还要苦一万分呢。不管怎么样，我总害怕，总担心。也不知道怎的，我总是想起《关里关外》那出戏。我怕在咱们这一辈人的手上把国家给亡了，那么，咱们千秋万世就都要受人唾骂了。这真不是滋味儿！虽然在《论持久战》里面说过，亡国论是不对的，速胜论也是不对的，可是，国民党如果按兵不动，不肯开放群众运动，不肯跟日本帝国主义作战，那么，这个国家是不是会亡，恐怕也很难说吧。”
周炳从地上拾起几片落下来的白兰花瓣，放在鼻子前面轻轻地嗅了两嗅，说：“事情可也真怪。从前，咱们走的是什么路呢？那是左边火海，右边深渊的一条小路。谁知咱们稀里糊涂地走这条单边路，也就走过来了。你们大概也会承认的，我什么时候也没有踌躇过，什么时候也没有怀疑过，什么时候也没有烦恼过，我就一直是这样子猛冲猛打走过来了。你知道的，有人说我呆，有人说我痴，有人说我笨，有人说我傻，这你全都听见了的。……我没有管这许多，我也不知道他们说得对还是不对，我全都不在乎，也没有想到要去在乎。……你看怪不怪，事到如今，有了一点知识，又有了个组织，还有了这许多新的同志，大家又都是那么积极，那么能干，可是，事情反倒作难起来了《好像从前一想就干，一干就对，如今想了半天，不能动手去干；干了一阵子，也不知道对不对，这是什么道理呢？是不是过去咱们只有一条路，没有什么可以挑选的，所以就那么走过来了；如今咱们的路子多了，那就要挑选一下，看走哪条路才对了？这个时候，咱们条条路看起来都像走得通，其实，有很多走了半天才知道此路不通。咱们就像走进了一座迷宫里，反倒经常找不到通路，不是这样的么？”
周炳说到这里，大家又都闭上了嘴巴，都那么无可奈何地沉默起来。胡杏脑子里面想着，好像她听懂了周炳的话，又好像她并没有听懂周炳的话。总之不管懂还是不懂，摆在他们面前的事实就是这个样子：凡事总弄不通，办不成，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过去只怕仗打不起来，如今，仗是打起来了，又该怎么打法呢？他们这批人又该做些什么事情呢？总不能坐在家里，总不能在广州大城里面逛来逛去地闲**着，去等日本人把他们的军队哗啦、哗啦地开进广东地面上来，一直开进广州大城里面来！可是，不答应又会怎么样呢？这不是明摆着没有通路可走么？想到这里，她又觉着心乱如麻。
周炳看见胡杏长久没有吭声，就悄悄地安慰她道：“妹妹，你也不用那么认真，我不过随便说说罢了。有时候想起来；好像就是这样子；有时候想起来，好像又不会这样子。咱们总是有通路的，办法总是有的。咱们还有个组织呢，咱们怕什么？”
胡杏点点头，表示同意。可是接着，又加上说道：“照这样一种形势看起来，那不等于坐着在等死么？”
周炳点点头说：“倒也有点像。唉，真是冤枉，搞了这么些年，真是活天的冤枉。我多么替咱广东老乡的命运担忧呵！”
胡杏听着，听着，眼泪不自觉地流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