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中一些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或曰欲效张博望、班定远。”
“殊不知，张骞，乃汉武征大宛户口减半之首罪；班超，助后汉争启边衅而以强亡之祸首！”
这话一说，一些人都把目光投向了刘钰。都知道那个“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欲效张博望、班定远”的人是谁。
大顺虽然鼓动一些汉唐言论，可能入朝的，哪一个都不是毛头小伙子，不可能会被这几句口号所“蛊惑”。
有些言论，真要是这么有效，明末的事就不可能发生。李过当年或许有雄心大志，努力扭转舆论风气，可惜死的太早，根本无从在根本上改变太多。
很多事，都源于利益之争。
本来大顺就搞出了一个分科举独木桥的武德宫，如今又行军改，使得科举学的那些东西去当将军，根本玩不转。
照着汉唐这一套走下去，军功为首，只怕科举出身的文官们势力越发微弱。
除了朝堂上的权势之争，还有许多文官考虑到将来。
明末留下了很多教训，其中最大的教训没有人学会，但旁支的教训却记得清楚。
文官们都清楚，他们可以收租、可以欺压的根源，是国家的稳定。
不说战乱时候，武将杀文官就像杀狗一样，就算是当年的江南奴变，如果没有政府兜底，他们都要死在奴变之中。
这个政府，谁都行，包括满清，只要能镇压奴变、提供稳定即可。
不管是为了权势之争，还是为了国家稳定，此时士绅出身的科举文官们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
大顺的扩张，
到此为止了。
不能再琢磨着开战了。
如果没有外交，那么周边也就没有值得开战的方向了，安安心心关上门，做天朝，延续着旧有的道路即可。
一旦有了外交，那么外面的世界就可能对内产生影响，大顺就可能继续开战——尤其是大顺建海军这件事，让很多人心里不安。
他们也不都是蝇营狗苟之辈，而是考虑到要开战，得花钱。
花钱，得收税。收税……那文登的白云航，在文登搞得摊丁入亩、清查田亩之类的变革，就可能发生。
因为今年大计外察，这白云航在文登搞得简直有声有色，取消丁税之后，税收居然比原来还高出了几成。
就算不变革，这收上来的税用去打仗，也是浪费，还不如用于民生。比如修修黄河、蠲免钱粮等等。
西域倒是打下来了，可是有什么用？每年还要往里面贴不少钱，还得驻军。
是，给甘肃、西京等地的农夫带来了好处，不再是前线，真过不下去还可以走西域、垦河套。
可好处都是甘肃、西京的人得了，税却要从江南人手里收，凭什么？有能耐别在江南收一分钱的税，靠西京甘肃的税去平西域啊。
当初罗刹人入京的时候，皇帝就说过，到平西域为止。
现在又要搞外交部，这不是出尔反尔吗？
只要不外交，和外部就没有联系，也就没有再打仗的可能。
多数人是这么想的，刘钰已经习惯了这个时代士大夫们的思维方式，见惯不惊。
后世的中国，和此时的中国，在三观上有着根本的不同。
王安石在九十年前，还是奸贼，只是大顺搞了变形的三舍法，儒生们也不好喷的太过，那是打朝廷的脸；张骞的评价，也不都是正面的；班超斩杀匈奴使节的事，更有许多人诟病，认为这是无德仗势欺人的体现。
其实，比这更严重的想法，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