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盐暂时还没出大问题。
皇帝却在看刘钰的英夷茶税论，眼睛不断往地图上海州、扬州的方向瞟……
似乎，有那么点“一个羊是赶、俩羊也是放”的意思，反正废漕改海之后也要改动，不如一块都改了得了。
但究其本质，却不是这个原因。
盐税。
对前朝大明、大顺的重要性，排在首位的，不只是盐税本身。
而是作为一种“紧急财政”，这才是盐问题这么重要的根本因素。
大明和大顺不能搞国债的原因，刘钰已经和皇帝说过无数次了，皇帝当然也羡慕英国的国债制度，但听了刘钰讲明白简单的利息问题后，就知道纯粹扯淡，只能羡慕。
大顺的税收延续明制，穷的叮当响，一年收那几个子儿，一旦打仗、大灾，顷刻间国库见底。
这时候怎么办？
盐商作为“紧急财政”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
盐商“捐献报效”，就是大顺的“国债”。
扬州，就是大顺的“SquareMile”。
盐引，就是大顺的“紧急国债”。
这是比平稳税收更重要的东西。
英国政府为什么能让东印度公司买紧急国债？因为垄断权，奥王继承之战开打前的600万两白银的紧急国债，是用二十年垄断权换的。
大顺为什么能让盐商“捐献报效”？因为垄断权，皇帝去江南转了一圈要修淮河，三百万两白银的报效，就是用盐政垄断换的——想干？捐钱。不捐钱？滚。
而且，大顺在盐政问题上一直维系这种政策，还有个重大的历史因素。
理论上，朝廷缺钱了，也可以加税。
但大顺有明末PTSD，所以对理论上百姓负担不至于完全承受不起的“辽饷”、“练饷”、“剿饷”可谓是“记忆犹新”。
太明白这种加税，一旦弄下去会变成什么样了。
英国可以收窗户税，大顺要是收窗户税能直接收出来一波大起义，上面收200万两，下面敢收出来2000万两。
所以，这种理论上的事，大顺不敢用。
既如此，加税不行、国债不能，那就只能保持盐政不变。
然而，伴随着松江府的商业崛起，皇帝的养猪政策，以及巨额的海外贸易，让皇帝看
到了一个新的、可替代的“紧急财政”来源。
这里面，就有一个“盐政改革”一直没有实行的重要因素：
大臣们提出的盐政改革方案，所有方案，都能保证一件事：盐税不会比之前少。
但所有方案，都没解决一个问题：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改盐引为盐票，不再垄断，那么紧急财政需求谁来出？
看似盐商每年报效的也不是很多，平均下来，一年一二百万？
但关键就在于这个“紧急”、“平均”的区别。
今年无灾、不打仗，也用不着盐商报效，财政基本不缺钱。
一旦今年大灾，打仗，才需要报效捐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