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和大顺的勋贵皇族都是陕西人，没有什么关系，至少没有太大的关系。
主要原因是满清和大顺起家的位置不同。
历史上的满清本身就起家于辽东，征服了蒙古，然后南下窃取神器。
如今的大顺是被怼到了荆襄，在荆襄绝地反击，一步步反推回了辽东。
这就产生了区别。
对辽东犁庭扫穴、对西北蒙古用兵作战，需要商人协助办后勤。明朝的开中法，正是这些秦晋商人崛起、深入两淮盐业的巅峰。
历史上的满清，是往南打，北边本来就是他们的老窝。
大顺是往北打，需要深入辽东、蒙古。
历史上的满清，用不着秦晋盐商来帮着办后勤……至少在其开国的前几十年，不是很用得着，即便用规模也没那么大。
而大顺，往北打，就需要秦晋盐商帮着办后勤……至少在其开国之初犁庭扫穴的阶段，很需要。
于是这个蝴蝶的翅膀，就导致了此时和历史上的区别。
历史上徽商凭借地利和宗族人脉，因为满清前期不需要秦晋商人办往北打的后勤，所以秦晋盐商衰败了。
现在，徽商依旧凭借地利、宗族、人脉、祖上百余年的积累，却只比那些陕西、山西的商人略占优势，不能做到历史上几乎的“清一色”。
明朝需要防备北方，尤其是土木堡之后，所以特殊的“商籍”里，秦晋商人从正统十四年到崇祯最后一年，一共出了37个进士、82个举人；而江苏浙江安徽的“商籍”，从正统十四年到崇祯最后一年，一共出了12个进士，35个举人。
而满清对北方防御的迫切性没那么大，所以扬州地区的秦晋籍商人进士、举人数严重降低；而作为对比，单单一个徽州，41个进士、94个举人。至于别处的，江苏浙江的商籍都算上，那就直接把秦晋商籍的人甩没了。
同样的，这种军事环境的改变，在大顺这里，就体现的非常有意思：开国前五十年，秦晋这边的商人科举的人多；但开国五十年后，渐渐少了；到开国80年以后彻底征服漠北蒙古后，不再依靠盐商而是依靠陕晋的皮货、茶叶、放贷、碱面商人后，数量更少。
徽商和陕西山西的商人习惯不同，或者说，陕西山西的商人很难适应江南的风俗。
所以，被讽刺为：高底馕鞋踩烂泥，平头袍子脚跟齐。冲人一身葱椒气，不待闻声是老西。
而徽商则喜好结交文士，号称“左儒右商”，是以在江南如鱼得水。
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实际上在解决了西域和罗刹问题后，徽商也早晚要把陕西山西商人给彻底赶走的。
这个节骨眼上，看似差不多是势均力敌，实际上则是徽进陕退——不要忘了，大顺开国之初的几十年，北方战争一直持续，盐商协助后勤的制度也一直有用。所以实际上山、陕的商人是在极大的五十年优势下，被挤到现在这种势均力敌的地步的。
实际上，这就是败了。
其实很多陕西商人已经跑路到四川了：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两淮不留爷，爷卖四川盐去也！
是以走私盐问题中的“川盐入楚”问题，也可以视作是陕西商人两淮正面打不赢，转战四川“曲线斗争”去了。
理清了扬州盐商之间的关系、矛盾，以及旧时代商会的地域性要素之后。
就可以很
直观地理解，这一次陕西、山西、安徽的盐商居然能坐在一起，是多么魔幻的一个场景了。这是一个在日本长崎，宁波帮、福州帮、漳州帮都能因为地域而打的你死我活的旧商会时代。
如今，一个幽灵，盐政改革的幽灵，在两淮上空徘徊着。为了对付这个幽灵，天保府的何家、天波府的闫家、西京的张家、大同的马家、蒲州的韩家、安徽的汪氏、邹氏、郑氏、江氏，抛却了从大明正统十四年开始的三百年恩怨，联合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