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就是生产力的进步，带来的旧文化、就道德不匹配，导致的“物欲横流”
、“人心不古”
、“风气败坏”
。
在刘钰看来，这是好事，意味着思想的解放、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文化道德总是滞后于生产力发展的体现。
但对传统的守护者而言，这是坏事。
这个时代，伊斯兰教面对新时代的冲击，也在酝酿宗教改革，催生出了哇哈比，极端保守。
日本这边兴起的古学派，也是“复古”
；大顺这边的古儒派，也是“复古”
。
甚至于稍早一些时候的基督教，新教加尔文宗也是复古：你一个教皇，不过也是个凡人，懂个屁的基督教大义？凭啥你来解释？
原、教旨就该人手一本圣经，而不是去信被教廷改过的东西。
道理和古学派、古儒派这群人差不多，都认为真正的“经典、大义”
，被后人曲解了。
你朱熹也是个凡人，懂个屁的儒学大义，就该原、教旨一人一套先秦古籍，去理解真正的先贤大义。
而古学派、古儒派找的背锅侠，是宋明理学；新教找的背锅侠，是天主教廷。
就像是新教改革之后，全部原、教旨以圣经为准，要有解释权的教皇滚蛋，那么就会催生出各种不同的流派，都号称正统。
既有进步的，也有极端保守反动到比天主教还反动的。
古学古儒一派，也是一样。
原、教旨之后，扔掉宋明理学，拿起先秦经典，结果就是无限可分。
也就必然有极端进步、极端保守两种。
或许都打着古学古儒的旗号，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路。
现在李淦直接拿神圣化的天朝概念来说事，很可能就会成为引爆的导火索。
就像是日本古学兴起，压的朱子学马上要死了的时候，保守派绝地反击，搞了宽政禁学一样；大顺是废弃了朱子学，可保守派并未消失，只是换了个名存在便是。
刘钰不是不赞同，而是觉得李淦太急躁了，时机不对，应该再等个十几年，等到新时代的很多东西扎了根、站稳了，再来辩这些东西。
现在就该学汉文帝，不争论，先发展，走一步、看一步，等到武帝时代，自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选出正确的方向，确定适应时代的大义和理论。
而若文帝时代不用黄老之学、不用刑名之术，跳过文景之治的社会大发展、平定七国之乱、就想去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一统，不但搞不成，必遭反噬。
只是皇帝说都说了，也改变不了什么了。
既是说了，想必
也有准备。
这件事没告诉刘钰，但肯定是找了别人谈过了。
这种场合话不是乱说的，皇帝提出了问题，大臣接话要按照皇帝的意愿去接，若不提前演习过，很难那么默契。
刘钰想着皇帝这边都布置好了，心里虽然不觉得这场合说这个算是好事，却也不想再管了，鬼知道皇帝要搞什么。
反正自己今天就是少说、多看。
能不说话就不说话，除非皇帝问他。
趁着皇帝问完，众臣在皇帝的示意下都在嘀嘀咕咕地讨论这件事，刘钰也假装侧身和旁边的齐国公有一搭无一搭地扯了两句。
眼珠子却是骨碌碌地乱转，悄悄扫了一眼坐在那边的西洋使节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