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朝中期东西方贸易开启，澳门的特殊地位，以及前朝的贸易政策，都使得澳门在很长一段时间极度繁荣。
这种极度繁荣，也催生出了一个问题。
耶稣会要传教，传教需要钱，在澳门怎么解决钱的问题？当然是靠贸易。
耶稣会作为宗教改革期间的耶稣连队，又发三愿，不得经商。
但情况特殊，权宜之计，东方教区视察员来转了一圈后，允许耶稣会适度经商，筹措经费。
但是，经商这种事，要么就一直保持不得经商的条例，要么一旦开了口子那就能把这口子撑的无限大。
从一开始的入股日本生丝贸易、到后来的耶稣会专门准备了耶稣会自己的商船、再到垄断安南地区的贸易额……越干越大、越干越大。
蒋友仁和澳门当地的教士聊天的时候，就能感觉到这边教士浓浓的钱财味儿。
而他来澳门之前的欧洲，也处在新时代的边缘，一切向钱看正在取代封建时代的等级身份。
这让他产生了一种对新时代的隐忧。
天主教是禁止偶像崇拜的，这也是中华礼仪之争的重要原因，祭祖祭孔之类都算是偶像崇拜的范畴。
蒋友仁则在反思，偶像崇拜，是不是这个偶像必须是人呢？
抽象而具化后的资本、金钱、财富，利润，是不是也是一种偶像？
新时代人们都利润、金钱的追捧，难道不是一种特殊的偶像崇拜吗？
站在他接受的学院经学体系的逻辑思辨基础上，在产生了“崇拜金钱”
是不是也是一种偶像崇拜的疑惑后，他又开始思索更多。
而这种更多的思索，也来源于时代的变化和大顺的贸易政策。
他发现，澳门的衰落，和大顺的贸易政策，息息相关。
如果大顺放开贸易，那么澳门就会衰落；如果大顺封闭贸易只留下澳门，那么澳门就会繁盛。
而在澳门的繁盛期，传教士以繁盛期的澳门，解读为“我们的文明更为优越、所以澳门才如此繁荣”
。
然而，伴随着大顺的贸易重心北移到长江下游；伴随着英法荷瑞各国都在大顺的岸上开办的商馆，澳门瞬间衰落了。
不但衰落的肉眼可见，而且还沦落到以贩卖人口和走私鸦片为生了。
蒋友仁不是搞经济学的，他是传教士。
所以，他的视角，也还是那个金钱崇拜的引申问题。
即，“我们的文明更加优越”
这个概念，具象之后，算不算一种不自知的偶像崇拜？崇拜对象是我们西方文明自己？
如果不是偶像崇拜，而只是一个事实，那么澳门就不会因为大顺的贸易政策或是繁荣、或是衰败。
而这不是一个事实，而是自我认知产生的一种不合理的相信，那么这显然就是偶像崇拜啊。
谁说偶像崇拜的偶像，一定得是人呢？
而这个崇拜的基础，不正是金钱吗？因为之前赚钱，所以才敢说优越，那这不还是一种对金钱、财富的偶像崇拜吗？
他心中的第二个冲击和思索，源于欧洲已经开始的新时代，最终在大顺贸易政策驱动下的澳门这个特殊之地，萌芽成长。
他在澳门受到的第三个冲击，则要追溯到明末的思想大混乱，以及大顺击败了满清，以保天下之名结束乱世之后，对前朝问题的反思。
简而言之，就是，前朝差点亡天下，得有个什么玩意儿背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