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大顺自有国情在此的情况，不只是在南洋表现出和之前的巨大差异，更是在锡兰印度这边表现得与众不同。
锡兰不属于南洋的范畴，也不是南洋贸易公司可以直接干预贸易的地方。
锡兰的宝石、肉桂、槟榔，实则算是皇帝的小金库。
大顺皇帝不算贸易公司的股份，还有两个小金库。
一个是高级的官窑瓷。
这些高级瓷，由外国的高级贵族提供图样，由实则是皇家垄断的官窑生产。
这里的高级贵族，指的不是那些中世纪就有的名门望族，如今是谁有钱谁高级。
这些专门外销的高级官窑瓷，为皇帝带来的不菲的收入。
西洋贸易公司也不可能去问皇帝收运费，实则皇帝就是白赚了这其中的差价。
再一个，就是锡兰了。
南洋的香料比较杂，商品比较乱。
而锡兰，既是大顺前出印度的基地，也因为其出产的商品比较单一，而且还有一个“正统”
的朝贡国。
大顺的传统藩属国理念，使得大顺和僧伽罗人的康提王国的关系，远胜于荷兰人与他们的关系。
康提的国王作为一个南印度来的外来户，可以想象，本地贵族的权势有多大。
国王选择振兴佛法，拉拢佛教僧侣，以教权压制贵族势力。
大顺这个非基督文明且和佛教关系还不错的国家的出现，以及大顺朝贡国体系内的“礼法”
问题，使得僧伽罗国王找到了一个良好的外援。
大顺朝贡国体系内的礼法问题，是“天下”
这个概念延伸。
天下，说白了，就是说大顺的道德观，在“天下”
这个范围内，是普适的。
出了天下未必管用，但天下之内肯定要管用。
贵族分权国王？这在大顺天下内的道理观里，肯定是不对的。
于是，一个要出于对天下概念的维护、一个正好需要一个强力外援。
一个是取代了荷兰人的新“殖民者”
、一个是南印度来的根基不稳的王族。
一个是高举着反基督大旗的东方宗教守护者、一个是需要重振佛法加强中央集权的原始佛教国家。
亦算是一种天作之合。
至于所谓的民族主义反抗？更是没影的事。
历史上，僧伽罗民族的民族意识，恰恰产生于宗教。
是佛教与基督教的对抗，催生了僧伽罗人的民族主义。
是英国人要种茶叶，要拍卖僧侣的田产，使得僧侣阶层联合一致保卫自己的利益，反对西方的基督教势力。
而在这之前，很难说僧伽罗人有自己的觉醒的民族意识。
毕竟，之前有国王，是被贵族以“不能够善待外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