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说这个还好，一说这个，皇帝反而更加兴奋。
心想如今这贸易被处处掣肘，尚且能赚这么多；若是将来真的做成了打破英夷航海条例之大事，这不得起飞了啊？
如今收了商人36万两的“好处费”
，作为给丹麦商馆加税的回报。
日后自可成定例。
也可以用同样的手段对付别家。
当然今年的情况确实特殊一些，但日后纵短暂下滑，只要将来补回来便是。
“爱卿所言，朕自知晓。
你且放心，朕也不至于拿今年的数目做平日情况。”
“这海外贸易事，朕对爱卿最是放心。
也不会叫别人胡乱干涉的。”
皇帝说这番话，主要还是因为当年他拍脑袋的“高端瓷器赚得多”
想法，赔了一大笔钱赔出来的经验。
对外贸易，当然要讲究科学。
历史上其实这种“一拍脑袋”
的“搞笑”
决策，多得是。
历史上1843年，一鸦结束，英国资本家大为兴奋。
然后，西菲尔特的一家公司，花费巨资，动用了公司大量的流动资金，往中国运了一船“餐刀、餐叉”
，准备大发一笔。
这已经不是拍脑袋决策了，而是脑袋被高压水枪呲了的决策。
靠着这种拍脑袋的决策，和对真正懂东方情况的东印度公司的打压，英国“成功”
地将除鸦片外的对华出口额，从一鸦巅峰的250万英镑，拍到了52年的140万英镑。
并且在二鸦后，搞出来一个仿佛魔幻世界一样的1876年的半殖民地2。5%关税的中国再度顺差白银1058万两……
现在的情况，刘钰是一点不担心外国货的倾销，而是担心贸易额逐渐增大引发国内的诸多问题。
在本国不能发行货币的情况下，每年几千万两的白银入内，这也足够危险的了。
得亏大顺的行政能力不是很强，不能把大笔的钱收上来再花出去，使得欧洲的价格革命至今对中国的影响还不是太大。
然而即便行政能力不强，大量外部白银的入场，也会随着皇帝花钱而逐渐影响到全国。
像是今年修淮河，就是财政转移支付。
将全国各地的白银，在两淮地区花出去，一下子涌入三四千万两白银，冲击有些巨大。
最简单的一点，肯定会造就两淮地区的银钱价比问题。
而这，正是刘钰忧心的地方。
大顺的货币政策，既不是银本位，也不是铜本位，而是一种非常奇特的货币政策。
大顺的法定货币是铜钱，但收税却收白银。
而法定的一千个铜钱能换一两白银，根本只是理论上存在的东西——大顺连官方的银行、货币兑换所都没有，甚至这么大规模的对外贸易，都是直接称重来算，怎么可能民间的兑换比能按照官方来？
这类似等于是官方发行法币，但官方收税什么的却收英镑法郎荷兰盾西班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