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这一次则不谈道德了，而是纯粹恢复了政治动物的姿态，给刘钰分析了一番为什么四川不能搞激进的资本产业发展的原因。
四川地处西南，西边是藏、南边是云贵、东边是苗，都是些“夷”
民聚居区。
大顺的改土归流政策，很严厉。
而之前的夷汉分离政策，使得双方的矛盾很深。
保持这种“分离之下，老死不相往来”
的状态，过得去，别闹腾，就挺好的。
改土归流是改土归流，可这玩意儿不是游戏里的政策，点一下就完事了，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积累改变。
矿业发达的地方，可不是成都平原。
在那种地方办矿，肯定会引发严重的汉夷矛盾。
远的不说，就说京城不久前发生的“千人坑”
案件，这在京城，只是恶人问题。
但放在那边，会演变成什么？
搞工商业的什么鸟样，皇帝心里一清二楚。
靠着之前的“以商控蒙”
政策，趋利的商人，在大顺收复漠北之后的短短二十年，改变了一个词的意思。
原本的“安答”
，在草原上，是个挺好的词。
但就像是后世的“小姐”
变“小姐”
、“公主”
变“公主”
一样，词还是那个词，但意思却彻底不一样了。
大顺收回漠北才二十年，然后“安答”
这个词已经成为“奸诈”
、“无义求利”
、“不讲诚信”
、“放高利贷的汉人”
、“和你交往是为了骗走你的羊”
等等的代名词。
在四川搞这么激进的工商业政策，皇帝觉得只怕肯定是打不完的官司、扯不完的淡，闹不完的民变。
这是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