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译也秉持着人名地名尽量音译的原则，洞庭彭蠡、河济泰华的东西一翻，自是缺了那股子味道。
好在翻译后面选择了音译，将修德的大意翻译了出来。
史世用又冲着北边拱了拱手道：“我太祖皇帝，起义兵而有天下，这就是因为前朝不修德，举国皆敌。
既说那些人作奸犯科，需要先想想，为何他们在天朝就是良民，到了这里便要作奸犯科？”
“是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亦或，尔等不修德政，压迫甚重，乃至其不得不反？你们到底做了什么，逼迫的天子赤子竟要做出起义兵的事？”
“天子命我前来，正是要问个清楚。”
大顺有自己的政治正确，这和大顺得国的过程有直接关系。
虽然说其实李家皇帝也不喜欢百姓造反，但是考虑到自己的合法性问题，在这种事上也只能采取“抽象肯定、具体否定”
的态度。
活不下去造反对不对？当然对，不然大顺的合法性就有问题了，李家就是一群反贼了。
但是，具体到大顺这边的起义，那就要具体来说。
大顺也不多个蛋，农民起义当然是有的，抽象的肯定之余，具体必然是否定的，该杀的杀、该抓的抓，该凌迟的也一样不手软。
汉文帝时候，尚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以可以不争论。
可大顺这时候儒家已经成为唯一的思想，那就只好搞这种抽象具体的双标。
问题是这里是南洋，不是大顺。
华人造反，皇帝手里有海军，自信将来控得住，这时候自然肯定是要先问一问巴达维亚政府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以至于同舟皆敌？
这话还是在天朝的那一套框架内说的，连富光等人听得懂，也觉得这么问很正常，甚至正常的思维都该是这样的。
实际上这一套框架，历朝历代说都没啥问题，只要控制在“反贪官不反皇帝”
的角度上，各朝对“鼓动造反”
的书、戏文一般都是相对宽容的。
但宽容的前提，是不能触动制度本身，是要在制度框架内，适当允许杀个贪官污吏，等着青天大老爷或者钦差大人来查案。
反框架本身，不允许。
在框架之内追求框架内的正义，允许。
毕竟陈涉还是《世家》、黄巢也有《列传》，这属于官方认可的王侯将相级别。
史世用本就不是科举出身的，也不是读过太多书的，今日来听到城外有人起事还干掉了十几个荷兰人，内心自是赞许这群人果然有种。
瓦尔克尼尔只好解释了一下，说这是征收人头税引起的。
史世用哈哈一笑，和身边的人道：“我读书少，倒是想起了一段戏文。”
随后笑着念白道：“我来问你：这渔税银子，可有圣上的旨意？”
跟在他身后的副手也不是读多少圣贤书的，这年月也没太多的娱乐活动，这种经典曲目，当真如同样板戏一样印在骨子里的记忆，下意识地接道：“没有。”
“户政府的公文？”
“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