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
朝廷养一套做基本盘的三舍法，已经耗费太多。
若是全国兴学，搞分斋教育，只怕要把户政府尚书大人的裤子当了。
没钱。
至于南方学派。
他们扎根于经济发达的江南，那里的萌芽已经有所体现，他们对于浙东学派的解释，更趋近于“农商一体、发展工商、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
甚至有一些人认为，国家应该进行币制改革，一方面试着复用交子纸币，另一方面也应该适当学习西洋人，铸造银币。
至于开海、通商这些事，他们也是支持的。
当然，他们也反对收重税，更反对皇家垄断经营。
对“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
这件事，他们说的更加直白：
什么狗屁义利之辨、本末之争？不过是一些人想要掠夺国家财富以为私用。
如果说抑商真的是为了义，也就罢了。
但看后来的表现，把商人之利掠为己用，这哪里是义呢？分明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却要说是为了义，真是既当又立。
至于是哪些人……倒也没说的太直白。
但问题在于他们暂时也还是破而不立的阶段，对于经济学处在一个模糊朦胧的概念。
再加上他们其实不反兼并，认为兼并之后的人可以从事工商之利，这在此时就有些过于激进。
这要是敢用，北方可能又得吃他娘喝他娘。
这种经济基础差异产生的南北之争，成为了两方争夺“浙东学派正统注经人”
的根本矛盾。
大顺是见过兼并之后流民遍地的，也是靠这个起家的，南方学派也只有个朦胧印象，根本没成体系，自然不敢用。
文华之盛，始在江南，财税重地，有钱文化就昌盛。
北学派与南学派双方矛盾日深，不管是对外政策、贸易政策、土地政策、税收政策等等，都各执一词。
至于官方意识形态到底选哪一种，到现在仍旧没有定
性。
这种明末的思想大解禁和大混乱，至今还没有结束，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正统学问。
破是破了，立却未立，况且有宋元明数百年，理学深入之深，纵然前朝有心学解开了禁锢，本朝又兴事功学，终究扭转起来没那么容易。
就像是王阳明的心学，他可以悟道，可后来学心学的，很多都学歪了。
大顺借华夷之别启用的事功学派，在明末极力宣扬南宋学派兴起时的复仇主义，加上理学的残余、心学的扭转，在儒林中完全变了味。
真正的实学难学、立功太难，喊天朝上国睥睨四方的口号却简单的多，立国没几年，夸夸其谈之辈渐多。
天佑殿里的人，总算好些，都是独木桥上杀出来的人精，但也乱的可以。
除了俩勋贵武德宫将臣，剩下四个，一个北派的，一个能上火刑架的以耶补儒的异端天主教徒大儒，一个南派的，一个心学异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