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生的另一种功能是祭司、教士，他们的想法主导着社会的主流思想。
若是臭不要脸自比为楚，一样也可以继续分成两派。
一派是“我蛮夷尔、待我带甲百万，观中国之政”
。
另一派便是“我蛮夷尔、当多读经典，化夷为夏、融入天朝”
。
这样一来，也就简单多了，各自都能找到自己的方向，但整体的独立意识上已经茫然了。
把复杂的派系思想，找一个筐，筐里又分成若干小筐，恰好能把所有的想法都能装下，而这个筐把握在大顺手里就好。
不能想着找一个筐，让混乱的派系思想扔进去后，都能变成同一种认同，这就很不现实，关键是时间不允许。
至于“带甲百万观中国之政”
和“多读经典、融入天朝”
哪一种在将来才是主流，这就既要看儒学的理论建设能否魔改成适应新时代的东西、又要看大顺的武力经济能超越日本多少了。
人都慕强。
强者，放个屁都大有道理，慕强者会自发论述强者的优越性。
正如大顺此时官方的“永嘉永康之学”
类似，义理，要以功利来体现，你干不出实绩，那么义理就是虚谈。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刘钰之所以给德川吉宗出“削藩一统”
的主意，除了使坏之外，也是因为只有日本的经济基础和此时的大顺一样了，此时大顺的一整套价值观才能完美输出到日本。
大顺日后变革的路，才能成为日本模仿的对象。
而此时双方经济基础的不同，使得很可能日本偏离出去，觉得没法从大顺这边学到有用的东西，很可能跑去全面西化。
因为就经济基础来看，日本倒是和欧洲的封建体制几分相似。
要么削藩成功，集权如大顺，大顺怎么走后面就跟着怎么走；要么削藩失败，马尔萨斯主义影响下人口减少、武士反叛有理认为自己存在才能促进工商业发展。
要么成为后世体系内天朝分工论的一部分，要么自废武功再无雄起的机会。
往前走、往后退的路，都给设计一套。
在经济基础之外，刘钰借天妇罗的引子，搞出了宗教战争的这一套形而上的东西，大帽子扣下去，压的日本这边的儒生一个个喘不过气来。
心里或有同意的、或有反对的。
但在嘴上，此时同意也不是、不同意也不是。
松平辉贞这边，则是尽可能希望不要再节外生枝了，赶紧把条约换了，送走大顺这尊大神，尽快让大顺在萩城撤军。
他是想赶紧叉开这个话题，哪曾想过刘钰非要选择在下关换约，更有其余的目的，早就憋了一肚子的话。
撤掉了天妇罗，可桌上还有其余的河豚菜品，下关本就是个吃河豚的好地方。
趁着宴席间尴尬沉默的空档，刘钰又道：“我刚刚说的，尊周攘夷之论，又说天朝庇护诸藩之言，你们不要以为我在危言耸听。”
“下关多产河豚，古来就有冒死吃河豚的说法。
可以我观之，这河豚还有另一件事，正要你们引以为鉴。”
历史上《马关条约》的签订，选择了下关，选择了河豚馆子，伊藤博文取的就是“冒死吃河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