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能力。
虽然大顺这边赈灾，基本上就是上面拨十两，层层贪污、克扣之后，真正到饥民手里的，也就一两。
但是。
内地地区，交通运输不便；沿海地区，大顺海运逐渐进步。
这就导致了同样是十两银子剩一两，但是内地地区要买高价米粮；而沿海地区，可以买便宜的暹罗米辽东麦。
同样的被克扣贪污只剩下一两的银子，赈灾效果可就差远去了。
再因着大顺特殊的“以史为鉴”
，尤其是对明末之事的深刻记忆，使得大顺在赈灾上还是稍微舍得花钱的。
这几年也没什么大灾，自从刘钰去日本“雪中送炭”
的那场波及日本和中国东部的大灾之后，大顺也没有出现过超大规模的饥荒。
基本上算是风调雨顺的几年，而且伴随着海外贸易的兴起，一些人开始种植经济作物，卖了经济作物再用钱买暹罗米、辽东麦吃。
即便仅限于经济非常发达的地区，可这种状况一旦出现，就是不可逆转的。
加之那些施行海运漕米的省份，也省去了许多运输漕米的徭役。
百姓不怕税，却怕役，税最多破产、役却能倾家荡产。
总的来看，大顺航海术的进步，海运兴起的现实，以及即将对南洋全面控制的局势，似乎让很多问题可以暂时压制住。
在这些问题之外，还有一个更特殊的情况，那就是松江等地的资本，也是过剩的。
不管是放高利贷、开当铺、买地等，其实早已经饱和。
不是不赚钱，而是放贷的、开当铺的、或者买地的，能干的早就干了，没有什么太大的扩容的空间了。
就类似于荷兰东印度公司，谁都知道，若能投股荷兰东印度公司，拿18%的年息，好得很。
但问题是，你没机会挤进去。
大量富集的资本，在松江府，也处在这样一种微妙的过剩状态。
说松江的这些人，是新兴阶层，并不是说他们是大顺这个时代才出现的。
在大顺之前，这种做买卖的豪商、搞走私贸易的大商人，便有不少。
但明末时候，即便是海
贼王郑芝龙，思维方式依旧是“招安、买地、囤地、衣锦还乡、子孙国子监读书、宗族兴盛”
。
可这几年，伴随着各种股份制公司的兴起、伴随着对日贸易的高额利润、伴随着大顺朝廷对商人居然也表现出一种似乎要讲道理的样子。
这些身份和前朝那些豪商差不多的人，思维方式渐渐出现了变化。
他们也买地。
但一般就是买个千八百亩的，做一旦投资失败之后的子孙基业。
剩余的钱，则是尽可能找一些投资方向，赚取商业的股息。
人还是那群人，可随着经济基础的逐渐改变，人的思维方式也渐渐变动。
就像是二百年前的荷兰、一百五十年前的英国，也有过这样的一个类似的阶段，行为惯性慢慢转变的阶段。
加之大量的资本富集，高回报率的诸如囤地放高利贷之类没有多少扩容空间，使得这些人对于此番下南洋的股息回报率期待，并没有刘钰担忧的那么高。
他们逐渐意识到了，钱动起来才是钱。
不动起来，就是一堆放在库房、地窖里的银子，不会减少，但也不会增加。
这种意识，便是将手里的银子，逐渐看成资本的过程。
银子还是那些银子。
动起来后，便成了资产者手里的资本；不动起来，那就是地主家地窖里的银堆。
一众人讨论之后，有人便道：“鲸侯所言的回报率，自是扣除了驻军、缉私所需费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