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抓与放的区别之外，大顺这边的南洋贸易公司，与西欧的东印度公司，还有另一个巨大的区别。
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于印度收地租作为重要收入之前，英荷的东印度公司，基本上还是一个靠进口赚钱的公司。
整个东印度地区，毕竟不是非洲，欧洲本土的货物其实很难卖出去的。
至少此时，不论质量还是价格，西欧商品除了军火，实在是没啥优势。
而大顺的南洋贸易公司，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以进口为利润目标的公司。
当然，目标也不只是简单的出口，而是以扩张市场为目的的。
英国工业革命之后，东印度公司就基本解散了。
除了东印度公司自身的问题外，主要还是与英国本土的经济基础不契合了。
当工业革命爆发，英国需要的，是扩大市场、是出口，有喊自由贸易的资格了，这时候搞垄断专营和把控进口原材料的东印度公司，迟早要死。
但大顺这边要组建的南洋或者叫西洋贸易公司，从现在开始，就要承担1820年英国政府的职责，向外扩张、扩大市场、扩张销路。
刘钰可以确定，短时间内，除了原材料外，进口基本没有能赚到钱的东西。
大顺虽不是法国，没有明确的“科尔贝尔主义”
指导，但利润的引导下，这几年也逐渐开始搞一些进口替代的本国商品。
包括欧洲那边非常有优势的钟表等，虽然质量还是不如，但是广东、松江等地，已经出现了本地产业——本国的能凑合用，和根本没有，区别还是挺大的。
至少让大顺这个“只吃不拉的貔貅”
，更加的难拉出来。
至于真正能赚大顺钱的东西，都是此时的“高科技”
，比如航海钟。
刘钰倒是希望大顺能白银外流，买一堆航海钟，问题是人家根本不卖。
欧洲那边对出口管控非常严格，甚至连非常好的产毛的西班牙羊，都在管制名单里。
这种区别，或者说此时大顺和英国经济基础的区别，导致了这个即将成立的南洋或者叫西洋贸易公司，从一开始，必然是侵略性和进攻性极强。
他们就算主观上想当买办，客观条件也不允许。
买办现在买一堆英国呢绒，不是把大顺的纺织业搞垮，还是能把自己搞破产。
这些客观条件，使得他们不得不具备极强的进攻性，对外扩张。
对大顺这些商人阶层的进攻性和侵略性，刘钰是很有信心的。
不管是之前的有人就海商、没人就海盗；还是强买强卖、冒着炮击在日本走私……虽然都不是什么好词，但这都证明了他们的“开拓精神”
。
所缺的，就是将力量与资本整合起来，以及朝廷在背后的巨大支持。
朝廷支持，就是所谓的“抓”
。
现在刘钰用“放”
，来坚定这些商贾的投资信心。
而“抓”
本身，对大顺而言，这就是个根本不用强调的事。
所以，此时朝廷要“抓”
，对这些商人而言，也算是一种信心来源。
就像是当初跟着刘钰去日本、在下关海峡纪念因为走私而死的儿子的那些海商，问他们最想要的是什么，在一定的时刻，他们最想要的一定还是朝廷亲自下场。
抓与放的均衡点，不好掌握。
刘钰也没说自己就是朝廷这边的公司督办，但这些商人基本默认就是刘钰，所以的“抓与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