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上层，都有避税的办法。
或者说，都不需要专门去避税：只按照国家规定的国税收，根本没几个钱。
他们避的，还是国税之外的钱。
大明也好，大顺也罢，收一两的国税，底层要承担十两、甚至二十两。
看似一年收个千八百万的地亩税入了国库，底层估计收了一二亿当不是问题。
所以大顺的财政，比大明强点，但也垃圾到极点，以至于马上要被没有印度、十三州还不纳税的小小英国超越了。
这种情况自明时便有，所谓投效等。
所避的，不是朝廷的那点正税，避开的主要还是基层的层层加码。
这种情况下，刘钰当初就说过的、那些商贾阶层也认识到的“土地售价降低”
的情况，也就随之出现。
小农阶层是被盘剥的重点，土地越多，越轻松。
就算不避税，只要能避开基层的加码，就毫无压力。
而现在，伴随着人头税摊入土地税，这种情况更加的严峻。
皇帝坐在金銮殿里，觉得自己行的是仁政啊，三十税一，这还不仁政？
实际上，基层的情况，并不那么简单。
这是全国的普遍性情况。
普遍性之外，还有松江的特殊性。
伴随着对日贸易开启、伴随着西洋贸易提振、伴随着中瑞联合贸易公司开始扩大走私业务，以及种种股份制公司的出现，使得松江出现了一股投资风潮。
之前在松江府尹那和刘钰交谈的，是比较正统的乡绅，属于是天朝的OLDMONEY阶层。
不投资、不工商，而是老派地放贷、收租、科举、传家。
他们和松江佃农的特殊性，关系不大。
有关系的，是一些看到投资有利润后，将资金投入到股份制公司之中赚取年息的乡绅，或者是一些大中型地主。
他们急需钱。
但是，贸易的不稳定性、天朝一直以来的囤地传统，又使得他们不想要售卖土地换取急需的钱。
借贷，利息太高。
贷款，没有银行。
卖地，那是败家子。
这种情况下，也就出现了一种很特殊的租佃形式。
押租制。
比如说，这块地，如果卖的话，正常卖10两银子。
但是，地主不想卖，大顺卖地是败家子这是一种普遍心态。
但又急需现金来投资。
尤其是诸如对日贸易公司增股的时候，明显赚钱的买卖，肯定要投钱的。
那么，这时候有农民站出来，说我租你的土地。
我给你6两银子押给你，你把地租给我种，每年我象征性地给你点地租。
什么时候你想把土地要回去了，你就把这6两银子给我，我就把土地退给你。
这有点类似于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