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要搞三十年赎买，搞青苗法用处是很大的。
大顺延续前朝末年的“永佃”
呼声，想要实行，只能依靠政府官僚的力量强制推广。
但政府官僚又都是反对永佃的，因为他们是收地租的阶层。
如此一来，似乎松江府出现的这种押租制，不需要政府强制，而是地主主动的选择，似乎可行性更高一些。
刘钰没有造反，而是在体制内，这就导致他只能带着镣铐跳舞，在一些政策上不得不先考虑统治阶级的利益、以及他们能否接受。
是否有办法让这种押租制更快推广呢？是不是可以借用西欧的金融资本承办一个面向中农的银行，贷款给中农，押租给地主，从而让大量的资金转移到地主那、再从地主那转移到工商业投资呢，顺便完成押租制的一府推广，加速贫下佃农破产、去做工或者下南洋呢？
若说单纯的商业上的考虑，只需要让这个银行的利息，比欧洲金融资本的投资回报期待高即可。
这倒挺简单的。
可理论上考虑没啥问题的事，往往现实里问题大大的有。
谁来负责挑选谁有资格拿贷款？谁来保证地主不会拿到这些低息的贷款去投资，而不是让真正需要贷款的土地经营者拿不到这笔钱？
政府放贷款，如何让贷款流向政府想要的方向，这是一个后世都头疼的难题。
以此时大顺的基层组织能力，恐怕能把现实世界搞成魔幻世界。
想到这，刘钰试探着问那农户道：“若是朝廷办个钱庄，按照每年15的利，放贷给你们。
你可愿意贷钱去押租更多的地？”
这户主连忙摇头。
“大人，俺们小户人家，讲究的是捧多大的碗、吃多大的饭。
我勤勤恳恳地干，若是遇到粮价高了，再积攒一些钱，便可以押租更多的地。
浑家再做些纺织，平日里再节省下，若得年岁好，也能积攒下几文钱。”
“可若贷债，这心里就不踏实。
粮价又贱，实不敢贷。”
“如今这年月，既怕丰年，又怕灾年啊。
丰年粮贱，灾年无收……”
“至于说种棉种桑，棉少种些还好，若种多了，如何忙得过来？一旦收棉的时候一场雨，忙不过来，忙活一年就全扔了。
种桑，又哪里是二三年能收入的？若是借贷，这三五年的利钱，便要翻番，谁知道三五年后的行情？”
“是以，若有余钱，就押租；若无余钱，也不想着借贷去发财。”
“况且来说了，凡借贷，总得有抵押才行。
我等皆是佃田的，连田皮田骨都不是。
手里并无半分地，地都是别人的，如何能贷的出来？”
看来稍微有点能力的中农，也不想要贷款。
也可能是天朝自古以来的高利贷传统，使得普遍性的对贷款有些害怕。
九出十三归这个词只能出现在明朝以后，因为宋朝的官方合法年利是72%，不必九出十三归。
自古以来的能叫人家破人亡的利息，想来农户对这种新事物的担忧是必然的心理，社会意识的扭转没那么容易。
刘钰知道再聊下去，只怕就要又聊到农户最关心的粮价问题，便只好将话题叉开。
也确实如此，棉花虽好，但大顺既没有奴隶，也不是太流行那种专职打工的人群，除非是转型的农业资本经营者雇佣长工短工，否则小农家庭确实种不了多少棉花。
种多了，一旦棉桃裂开后下雨了，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