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卿之言，或为民请命、或老成持重，皆有道理。”
皇帝闷了一声，暂且先止住了众人的争辩，便转过身，不再说话，而是看着滚滚河水发呆。
淮河的清水、黄河的浊水，虽没有龙兴之地泾渭分明的壮景，却也别有一番奇妙精致。
认为构建的大堤、水闸、泄洪道、冲刷闸，这些数百年间不断修缮起来的工程，不知道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
然而，这些人力物力造就的浩大工程的背后，又隐藏着多少问题？
前朝治水之义，以保祖陵为上、保漕运次之、保民生最后。
本朝又有什么区别？
若不是祖陵不在这，难道不也是一样的吗？便是祖陵不在这，依旧是保民生在最后。
朝廷向来知道，漕运、河道这些官员都贪腐。
但有时候就是默许的，只要保证了漕运，剩下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李淦说，自己不是鸵鸟，但自己在海军成型之前、下南洋之前，又当了多少年鸵鸟呢？
事到如今，皇帝也不得不心服刘钰力主建海军、下南洋这一战略的影响了。
单从漕运海运这件事上来讲，二十年前，提及海运，朝中反对的声音，必然是“危险、容易被海寇劫掠；不安全，万一遇到风浪就没了；是脆弱的后颈皮，一旦被人切断航道，南北分裂”
之类的声音。
凡提海运者，必与祸国殃民联系在一起。
当年江苏节度使上书要求试行海运的时候，刘钰并没有立刻站出来支持。
到现在，至少，嘴上反对海运的人，再也不用二十年前的那些理由了。
因为，那些理由没有靠辩论辩赢，而是靠做事做的叫他们无话可说了。
当那些“为国为社稷”
的大道理讲不通后，这些反对者的嘴里，也就只剩下了很现实的问题。
然而，当南洋问题、航海术问题解决之后，剩下的这些反对的理由，就可以用一句话来说了：没有钱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那就是钱还不够。
刚才信使送来的消息，并没有说与荷兰完成了贸易谈判，只是说荷兰政变。
但皇帝也知道，根据刘钰的战略，政变这一步做完，谈判的事可谓就稳了九成了。
只要谈妥，钱到位，那么很多事就简单了。
当初刘钰的承诺，是两三个河南省的赋税进皇帝的内帑。
现在看来，似乎比预想的要高。
垄断费、股本生息分红、官窑瓷器专卖、外加锡兰不在南洋之内其肉桂槟榔之利亦归皇帝，单单这几样钱，便不止了。
而锡兰都督杜锋给皇帝的奏折中，也拍着胸口表示，印度土邦的兵，他绝对有信心五千破三万。
如今印度又是唐末情况，各地节度使乱战，必有“石敬瑭”
之辈，想借“契丹”
之兵。
若能取之，视之如外，能守则征赋税、不能守则退诸南洋，无有前朝扬、奴乱之虞，一年亦可得银百万不止。
如果一切顺利，三五年内，每年手里至少能多出六七百万两银子。
刨去再多往西北西南每年多投个百万两，亦还剩下五六百万两。